资源禀赋同产业发展相背离的现象【文化禀赋对浙江省茶产业发展的影响】

　　摘要：中国茶产业是具有文化禀赋特质的一种功能性农业。浙江省茶产业近２０年的发展模式与实践经验表明，文化禀赋在技术与组织模式等方面影响着一个地区农业的发展，同时使得农产品具备市场溢价的潜质。这种溢价可通过原产地域保护和地理标志等制度得以实现。
　　关键词：文化禀赋；农业；溢价；茶产业；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Ｓ５７１．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0439－８114（２０11）11－2362-04
　　
　　Effect of Cultural Factors on Tea Industry in Zhejiang
　　
　　ＳＵ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Ｎ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 ＆ 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ｎ’ａｎ ３１１３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 ｍｏ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development model and practive experience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ｓ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agriculture in aspects of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and so on，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ｐｒｉ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realized ｂｙ the institution of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original producing area and the g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and so on．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culture；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ｐｒｉｃｅ；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Zhejiang province
　　
　　一个农业技术与组织的模式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特定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人文因素等［１］。显然，不同的技术与组织模式有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上的含义，这也是研究该命题的意义之所在。本文将从浙江省茶产业实证的视角，探讨文化对农业的溢价机制与实现方式，以及文化禀赋对农业技术与组织模式的影响。
　　１浙江省名优茶文化性消费特征及其溢价的实现途径
　　１．１名优茶已成为浙江省绿茶生产的主体
　　浙江省是中国绿茶重点产区，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绿茶出口基地，据２００９年海关统计，浙江绿茶出口量１５．６８万ｔ，出口额３．６２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绿茶出口总量和总额的６８％和６９％。鉴于浙江省绿茶生产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浙江省委省政府［２００７］５２号文件将茶叶确定为浙江省十大主导和优势产业之一，并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实施绿茶全球化推广工程，全力打造“浙江绿茶”品牌，着力构建世界绿茶生产、加工、贸易和文化中心。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浙江绿茶产业逐步走上了效益型农业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产品结构优化和名优绿茶的大力发展。据２００９年浙江省农业厅统计，浙江茶叶总产量１６．７４万ｔ，总产值７７．５０亿元；其中，名优茶产量６．７０万ｔ，产值６８亿多元。名优茶占总产量的４０％，但产值却达到８７％。可见，名优茶在浙江省绿茶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２００１年浙江省开始全面实施“一县一品”茶叶品牌战略，要求每个产茶县或一个区域集中力量重点扶持一只具有地方特色、竞争力强的品牌。至２００２年，浙江省省级名茶将达到４２只，且基本实现“一县一品”的目标。２００４年，浙江省开展“十大名茶”评选，根据对申报名茶的品质、规模、知名度、包装、标准化、产业化等６个方面，评选出大佛龙井、开化龙顶、安吉白茶、西湖龙井、武阳春雨、松阳银猴、径山茶、金奖惠明茶、望海茶、绿剑茶为第一届“浙江十大名茶”。２００９年浙江省开展了第二届十大名茶的评选，其中西湖龙井为浙江省特别荣誉名茶――国家礼品茶，其他十大名茶分别为越乡龙井、大佛龙井、松阳银猴、开化龙顶、径山茶、武阳春雨、安吉白茶、绿剑茶、千岛玉叶、金奖惠明茶。另外，望海茶、永嘉乌牛早、余姚瀑布仙茗、天台山云雾茶、龙谷丽人茶、紫笋茶等被评为浙江省优质名茶。
　　１．２名优茶文化消费属性与地理标志制度
　　与传统大宗茶不同，名优茶具有文化性消费的商品属性。名优茶之所以被市场接受，原因之一是因为其拥有特殊的品质内涵，包括自然环境、历史与人文因素及传统加工技术等元素。如对西湖龙井茶品质的认知，包含了西湖的生态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工艺、龙井茶历史渊源以及人文因素等。这些因素有些是物质层面，有些是精神层面。因此，名优茶消费的同时具有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偏好需求。由于名优茶与特定区域及其人文历史的不可分割性，浙江省各县市十分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产品识别标识的申报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浙江省茶叶品牌共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１３个，分别是龙井茶、安吉白茶、乌牛早茶、临海蟠毫、江山绿牡丹茶、余姚瀑布仙茗、径山茶、磐安云峰、苍南翠龙茶、大佛茶、桐庐雪水云绿茶、开化龙顶、普陀佛茶，这１３个茶叶品牌中，龙井茶、安吉白茶、乌牛早茶、径山茶、大佛茶、桐庐雪水云绿茶、开化龙顶共７个品牌产自农业部规划的浙江名优茶重点区域，余姚瀑布仙茗产自浙江省特色优势茶叶基地。其中，“龙井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于２００９年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核准注册，浙江省区域内受龙井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的生产地域涵盖１８个县（市、区），１７２家企业成为首批使用“龙井茶”证明商标的企业。据一些研究资料，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茶叶产品，与其他同类茶叶相比，普遍溢价１５％～２０％，这应包含文化等人文元素对产品经济价值的提升作用。
　　２名优茶文化消费需求的感官品质标准化及对产业技术的影响
　　２．１文化性消费与名优茶感官品质的认知
　　就目前市场及消费者而言，名优茶文化性的品质内涵及其消费是直接反映在对名优茶感官品质信息的认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为规范名优茶的工艺和建立市场的有序竞争，各地政府在申请原产地域证明标志的同时，陆续制定了相关产品的感官品质标准。这些标准主要界定了不同名优茶外形和内质的品质特征，涉及８项因子。其中，外形因子规制了名优茶形状特征、色泽及整碎度等方面的属性。名优茶感官品质的标准化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根据商品质量信息获取难易程度，经济学上将商品分为３类［２］：一些商品的质量在消费者购买时就能知道，这些商品称为“搜寻品”（Ｓｅａｒｃｈ ｇｏｏｄｓ）；另一些商品是人们在消费之后才能知道其质量，这类商品为“经验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ｇｏｏｄｓ）；还有些商品，即使消费之后也很难知道其质量，这类商品为“信任品”（Ｃｒｅｄｅｎｃｅ ｇｏｏｄｓ）。对于“经验品”和“信任品”的交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这就需要市场“承诺”制度来确保所购买产品的质量。茶叶对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来说，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某些特点。因此，通过名优茶感官品质标准化，建立有效的茶叶质量“承诺”机制，则能帮助消费者认知识别，从而确保茶叶市场有序竞争。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２．２名优茶感官品质标准化对茶叶加工技术的影响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浙江制茶工程技术发展呈现几个阶段性特征。５０～８０年代，浙江茶叶加工逐步机械化，并有向连续化、规模化和出口加工初精制联装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随着后来名优茶的发展而停止。在８０年代，行业开始倡导和鼓励以手工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名优茶发展。在此后的２０多年，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促进了各种名优茶机械设备的研制和生产。但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这段时期，尽管有各种新型机械设备应用于茶叶加工，就其技术本质而言，它始终是沿着小规模家庭式的路径进行着发展与创新，并未能推进茶叶加工技术向规模化和连续化方向发展。
　　现在看来，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名优茶创新给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其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它刻画了近２０年浙江茶产业技术创新的路径和浙江茶叶加工业的发展方向。
　　名优茶感官品质的标准化对产业加工技术及其工艺设备创新路径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其中，外形标准的影响尤为突出。按照目前行业的感官评审方法，外形的精致度是构成名优茶等级的主要因子之一。名优茶具有各自差异化的造型，这些外形标准大多采用定性的文字描述性方法，这也是名优茶最典型的文化性消费特征之一。对外形的刻意追求需要精细的采摘和特殊的加工技术，规模化生产设备很难达到这种外形品质的要求。
　　近年来，名优茶生产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因生产普及化所带来市场价格下跌的矛盾。劳动力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会诱致能节约这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名优茶加工设备的研发和应用。据浙江省农业厅２００９年统计，全省名优茶加工机械拥有量达到２１．５万台。名优茶机制设备的研制和推广，是生产要素价格变化所诱致的资本型技术创新，但通过对这些设备工作性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设备技术的创新始终受到名优茶特有外形的制约，表现对名优茶外形品质标准的路径依赖性。这些设备大多采用手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技术方式，并呈小型化和家庭式使用的特点，这样的技术方式容易满足名优茶特殊外形的需要。因此，２０多年浙江茶叶加工工程技术创新的发展轨迹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和茶叶外形需求制约双重因素的作用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是，浙江省从事茶叶加工设备生产的企业也具有小型化特色，目前浙江省有将近３０家不同规模的企业专业从事名优茶加工设备的生产。
　　鉴于外形对产业加工技术规模化与连续化发展的制约性作用，业内有学者对名优茶感官品质标准化的制度提出异议。其中，争议之一是外形标准设置的必要性以及品质综合评价时在多大程度上设置该权重。笔者认为，外形对一些名优茶，尤其是历史名茶而言，是一种特征品质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因此，是非常必要的。如果采纳有些学者的提议，采用容重和成分比等量化手段来评定茶叶等级，则会失去历史名茶文化性商品属性。那么，如何处理外形和茶叶品质的关系，笔者建议，根据茶叶文化性消费和物质性消费的差异，针对不同茶叶应区别对待。对历史和地方性名茶，应肯定外形所特有的文化性消费价值及其蕴含的经济价值，不应过分强调资本型技术使用。为满足特殊造型的要求，名优茶加工需要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投入，自然应获得高价格的市场回报，它可满足一些市场消费群体的需求。对那些纯粹物质性消费的茶叶，则应强调内质而弱化外形在品质评价因子体系中的权重，进而引导规模化和连续化加工技术及其工艺的创新与应用。
　　３名优茶的技术属性对浙江省茶叶生产组织制度变迁的诱致作用
　　３．１浙江省茶叶生产组织结构的变迁
　　近３０年来，浙江省茶叶生产组织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３个阶段：分别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集体和国家所有制茶场、８０年代茶园的家庭小规模经营与鲜叶加工专业化分工，以及９０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以自产自制为特点的生产组织方式。众所周知，８０年代在中国广大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当时的国有或集体所有茶场一分为二。其中，茶园经营承包到户或个人，但鲜叶一般仍由茶场集中加工并统一营销。显然，由于当时以生产大宗绿茶为主，因此集中加工方式符合规模经济的需要，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但进入９０年代，浙江省茶叶的茶类结构开始调整，随着名优茶生产逐渐成为主流，原先鲜叶集中加工的专业化分工失去优势，而自产自制的生产组织方式逐渐成为优势。
　　当前，浙江省名优茶生产组织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加工专业化分工不明显、小型设备应用与手工相结合的生产组织方式。据浙江省农业厅经济作物管理局２００９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现有茶叶种植农户约１００万户，按浙江省茶园总面积１８．２万ｈｍ２计算，每个种植户经营不到０．２ ｈｍ２茶园。另外，浙江省从事名优茶生产的种植户一般同时拥有茶园和加工设备，即生产的鲜叶由自己加工。从制度经济学来看，这是完全内部化交易的一种契约安排。
　　３．２浙江省与世界其他主要茶叶生产国生产组织方式的比较
　　世界主要茶叶生产国有中国、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和日本等，其中斯里兰卡和肯尼亚是以茶园的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这与浙江省的状况非常相近。因此，以斯里兰卡为例，与浙江省茶叶生产组织结构进行比较。
　　斯里兰卡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2/3以上。斯里兰卡茶叶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印度和中国），出口量位居第二。茶叶是斯里兰卡出口创汇的最主要产品。斯里兰卡茶叶生产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体，但户均经营规模略高于浙江省的水平。据斯里兰卡茶叶协会提供的资料，斯里兰卡有茶叶种植农户２０．６万户，其中１７．３万户经营面积在０．３～１．０ ｈｍ２。由于农户经营的茶园面积规模较小，所以一般没有自己的加工设备，而是将鲜叶交给茶叶加工厂，这些加工厂为私有或国有。目前，斯里兰卡约有３８０多个茶叶加工厂。然而，农户和茶叶加工厂之间交易既非完全内部化，亦不是完全市场化。农户所生产的鲜叶价格根据加工后成品茶在科伦坡拍卖市场的价格而定，拍卖价格的６８％归农户所有，另有３２％归茶叶加工厂。这是一种预先约定分成的契约制度。图１和图２分别是浙江省名优茶和斯里兰卡红茶生产、加工和流通的组织模式。
　　３．３浙江省茶叶生产组织制度的理论假说
　　斯里兰卡茶叶加工业的纵向组织分工符合速水佑次郎“分包”（Ｓｕｂ－ｃｏｎｔａｃｔ）假说。即在经营规模较小、面临市场信息缺乏以及巨大的市场风险面前容易造成经营失败的状况下，如果生产、加工和销售划分成若干阶段，分别由不同的经济实体经营，则市场和价格风险可以分散，并由不同的经济实体分担。浙江省茶园经营规模及其经营主体和斯里兰卡十分相似，但在鲜叶交易及加工方面，并不采用纵向专业化分工，而是采用自产自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技术效率与交易成本是决定产业组织规模及产业纵向交易制度的主要因素之一［３］。仅就鲜叶交易而言，内部化契约可降低交易成本。鲜叶容易腐烂，不宜长距离运输和储存。显然，如采用市场化交易，农户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另外，在生产季节，鲜叶采摘是经常性的，所以鲜叶交易的频率很高，通过内部化制度安排，则能减少讨价还价次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基于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的视角，茶园种植农户都有着将鲜叶交易内部化的需求。然而，内部化交易制度的安排是否一定有效，还决定于内部化后的加工技术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性，这种技术的规模经济性与所加工的茶类有关。
　　斯里兰卡主要生产红碎茶。相对浙江省名优茶而言，红碎茶的加工在效率上有着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因此，斯里兰卡茶产业组织的纵向分工迎合了技术效率的需求，而预先约定分成契约的内部化交易制度避免了因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相比而言，浙江省名优茶的采摘和加工有劳动密集性特点，这种技术特点使得农场式的生产管理和规模化加工不存在技术效率上的优势。茶叶的生产与其他农产品生产一样，在存在雇工时，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必然会因计量的困难而带来较高的管理成本；而加工的手工或半手工技术特点，决定了名优茶适合农户“挨家挨户”家庭式经营。关于浙江省茶叶生产组织结构形成的基本假说是：社会收入的增加带来了社会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变化，并随着茶文化的宣传和普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社会对茶叶的消费有品质化和文化化的趋势，从而诱导了浙江省名优茶产业的发展；市场对名优茶外形等品质需求具有文化消费特点，名优茶特殊外形需要传统、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投入，它适合于家庭式小规模经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茶叶生产组织制度变迁，适应了名优茶技术需求，而名优茶产业技术特点又使得家庭经营制度更具有生命力和稳定性，并诱致产业纵向交易的内部契约化。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４结论与启示
　　有关文化禀赋与农业发展模式的关系，Ｈａｙａｍｉ 等［４，５］提出的农业发展模式理论认为，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是影响农业发展模式的４个基本要素，４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变量的变化。文化禀赋被认为既制约着一个制度和技术变革，又引导着这些变革。现有文献中少有涉及经验研究来检验该理论假说，而浙江省茶产业的技术与组织模式的变革是很好的实证案例。
　　从浙江省茶产业发展经验来看，文化禀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诱致了浙江省名优茶的技术与组织模式的变迁；同时，文化因素也使浙江省茶产业具有非传统农业拥有的一些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冯子标［６］提出的文化解构传统产业的理论假说认为，文化通过渗透机制、转换机制和提升机制实现对传统产业的解构。文化因素的渗透会诱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正因为文化禀赋的存在及对传统茶产业的渗透，浙江省茶产业发展模式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首先，浙江省名优茶较其他农产品有着明显的文化溢价性；其次，浙江茶产业已向休闲旅游业和文化服务业延伸与扩散。近几年，浙江省各茶区相继开发了长兴贡茶院、羊岩茶文化体验园、西湖梅家坞农家茶园和径山茶文化生态旅游区等一批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另外，浙江省茶馆业的发展亦十分迅速。其中，杭州是一个很好的缩影。据杭州茶楼业协会２００５年统计，杭州茶馆达到８００多家（不包括萧山、余杭），年营业额已达１０多亿元，居全国城市前列。杭州是西湖龙井茶的产地，目前西湖风景区内设座有近百家，西湖街道与产茶区有大小茶馆４００余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些茶馆都有人来喝茶休闲或进行商务活动。综上所述，浙江省茶产业已成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一种产业形态，是具有文化特质功能型农业的一种发展模式。它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实证研究意义，而且在指导培育生态文化与效益型农业方面，亦有政策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１］ 罗伯特Ｄ． 史蒂文斯，凯瑟Ｌ． 杰勃勒． 农业发展原理――经济理论和实证［Ｍ］． 叶长生，武军，范家法，等， 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 泰勒尔． 产业组织理论［Ｍ］． 张维迎，马捷，吴有昌，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 ＯＬＩＶＥＲ 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４］ ＨＡＹＡＭＩ Ｙ，ＲＵＴＴＡＮ Ｖ 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５］ 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 Ｈ Ｐ，ＲＵＴＴＡＮ Ｖ Ｗ．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６］ 冯子标． 国外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及其借鉴意义［Ｊ］．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６（１１）：１－６．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