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情浅析 陶渊明什么梗

　　摘 要：东晋诗人陶渊明以念归之情闻名于世，其影响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象征。诗人真正“归”情所指何方，是否如其所愿实现归的理想，本文将在诗歌精读的基础上细加探讨，探寻陶渊明归心所向的世界。
　　关键词：陶渊明 归乡 田园
　　世间万般情种，皆一往而情深，逮入案头，人人酌以评析，真情不免遗失。自东坡始，经代代阐释，陶渊明成为一种符号，代表中国文人的心灵归乡，其意义之大，不复加甚。世人多爱陶渊明之真意，诗酒菊琴之间自有风流真味，亦多学陶之淡泊心境，乃有拟陶、合陶之作频出。一句“归去来兮”道不尽世间流浪漂泊之心，已是人人口头心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诗，而陶渊明本人念归之情却经常被忽视。
　　从陶渊明衍生出的归乡已成为一种母题，扩大至文化的灵魂居所。而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接受和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讹变，过度阐释无异于误读。因此，传说中的诗人并非原貌展现，诗作在抄写流传过程中亦难免疏漏，我们所面对的诗人形象是一个定型了的文化演成品，是历史书写的神话人物，我们所阅读的善本是经由前人选择过的版本。真实的诗人、真实的诗已然成为尘埃，我们只能在残存的底本和零星的自述中寻找诗人昔日的光彩。他将菊花、无弦琴、隐士、桃花源、田园成为经典，也使自己成为庙堂高位上的经典，遥不可及的心灵治愈师，我们离陶渊明真实的归乡之情却越来越远。
　　一、“胡不归”与田园想象
　　《归去来兮辞》一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1]成为陶渊明反复诉说归去的标志性语言，一声长叹，而后怀着莫大的愤懑反问，归意在陶渊明生命中已深植于心。而作为东晋猛志常存的世家裔孙，五仕五隐的实践者，“胡不归”三字背后还有陶渊明个人无以言说的忧虑以及深沉的历史选择。朝市、山林和田园，无论哪一种生活，诗人归心所指皆为自由，身隐不如心隐，真意不必拘于隐，而在乎心灵之骋。与其说陶渊明生性喜爱介于朝市和山林之间的田园，不如说他选择的是想象中的田园。
　　东晋一代，承西晋司马氏遗风，虽偏安江南，外有十六国虎视眈眈，内有门阀士族混乱，内政外交皆不稳定。魏晋乱世尚未终结，况东晋处乱世末期，两百年的历史矛盾纠结于一个不成熟的朝代，颇有悲剧意味。仕隐之择由来已久，先师遗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上，出仕之路、家国之情仍未免黯淡无光。而在一个不适合进取的时代力表拳拳之心，似乎注定搏一场毫无胜算的弈。陶渊明生活于这样的时代，猛志之士建功立业的抱负与鲲鹏之类自由逍遥的心愿始终在尘世间颉颃而行，每一次出仕似乎都在为下一次隐居作铺垫，唯有彻底解脱心的形役之苦，才能自由于田园而行。
　　从史载及诗文来看，陶渊明出仕原因主要有三，一则贫而仕，二则猛志固存，家族鸿光犹在，三为时势所迫。而最终走出朝市，绕过山林，归向田园，亦有原因可循。第一次出仕为太元十八年初任江州祭酒，《晋书·陶潜传》：“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后“不堪吏职”，解甲归田。这仅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本性与仕宦行径正面交锋的一个片段，也是其归隐的最根本原因。
　　《归园田居》自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可见天性任真自得，人格高洁独立，这在本质上是对仕途生活的一种反叛。至义熙元年，从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到彭泽令，最后一次出仕宣告失败。《归去来兮辞》：“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当最终发现仕途经济与诗人本心背道而驰时，莫大的失落与悲伤已湮没对尘世出仕的热情，于是，陶渊明主动选择心灵的退居，放下犹豫和徘徊，走向理想中的田园。
　　从外界因素看，乱世中的精神反叛无意是对自身一种极大的杀伤力，昔日多有贤者避世之举，陶渊明受其启发亦有归隐避世避祸之意。出仕仅十余载，已经历桓玄、刘裕的皇室争斗， 外界形势的变化左右诗人的判断，诗人不断在仕与隐中徘徊、选择。《桃花源记》构造出一个理想的避世生活，诗意化的田园世界。《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以商山四皓避世隐居之典表其向往四皓之意。在《庚戍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等诗中，陶渊明亦明确表达自己与往昔隐士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的心意相合相通，陈其“聊得从君栖”之愿。
　　可以认为，在东晋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归”在陶渊明的心中是一种消解苦难的力量。“归”的世界令人欢欣，而田园较之朝市、山林是再好不过的选择。现世生活的悲苦已远非君主、皇族、北伐等人为力量可以解决，选择“归”，便意味着主动选择人生的方向，选择心灵的栖居地。主动选择是舍弃和拥有并存，舍弃一个功名富贵的前途，必然要获得心灵世界的满足，允诺自己一个醉生梦死的桃花源。
　　《时运》：“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停云》：“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田园因其天然的亲和力、自然的生命力及自由的想象力被赋予诗意的气质，朝市过于喧嚣忙碌而遗忘本心，山林颇近清幽而愈显孤寂，想象一个诗意的田园便能中和尘世的苦难。基于以上原因，陶渊明彻底解脱仕途形役选择回归，而归心最终指向一个想象中的诗意的田园。
　　如果说古时贤者隐者归山林多是一种精神高蹈的绝对选择，那么田园想象在陶渊明是一种身体与精神同时狂欢的实践。陶渊明是在经历了出仕与归隐的多次尝试后毅然选择彻底的归隐，这最后一次彻底的归隐与前几次归隐之心归隐之行为会有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最后的选择不仅包含陶渊明即将面对田园务农的艰辛生活和拒绝政治形势压迫的勇气，还有他独特的田园想象为其即将而来的劳作生活增添一种超脱和诗意。
　　二、归途中的自我发现
　　想象中的田园是在陶渊明乡下的别院里实现的，诗中的田园之趣具有一种阅读上的空间感，似乎一个被世俗时空所隔离的桃花源。在这个想象中的田园世界里，因为与外界尘杂事物的隔绝，诗人的自我意识显得更为浓厚，诗中处处皆有“我”的存在感。“吾庐”“我书”“我园中蔬”“袭我春服”、“我爱其静”等，充分表达诗人离职归乡后陶然自乐、尽享自由的独特情趣。这说明陶渊明所归往的田园与一般意义上甚至与他前几次归隐的田园并不尽同，他所想象中的田园实际是心灵的田园，渗透诗人自身情感和旨趣的私人花园。在陶渊明的田园之路上，“归”的入口过于狭小，只容他一人过往，而“归”的世界本身又极为旷大，满足其神游万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