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荆楚作家群与关东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差异性分析 日本关东关西差异

　　【摘 要】荆楚作家群与关东作家群，由于其不同的耕作条件、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传统习惯，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进而影响作家创作的差异性。本文从地域特色和政治影响两个方面阐释了两作家群小说的差异性。
　　【关键词】空灵幻美；粗犷豪放；政治影响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理区域有不同的文化群体。这些文化群体除了具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特性外，还因其各自不同的地理分布空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中国现代小说作品，普遍带有文化的地方特质。而荆楚作家群和关东作家群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支。
　　然而这两支代表性的作家群，我个人认为，最具成就的是其乡土小说的创作，因而，在这里我主要分析它们乡土小说创作的差异性。
　　荆楚地区就是古代楚国地区，文化区域包括现在的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该区域的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彭家煌、废名、韩少功、陈应松、古华等。而关东文化区域则覆盖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大地区，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李辉英、罗烽、白朗、黑丁等。对于这两支作家群的差异性，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受到各自地域文化的影响，两作家群的乡土小说展示出不同的风格。
　　荆楚文化无论是从民族精神层面还是民族心理层面，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事例、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则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外，念祖、忠君、爱国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深沉。在这样的区域文化下，荆楚历史上出现了两位大家，庄子和屈原。庄子以散文名闻天下。他的散文重视想象、境界、韵味，擅长寓言，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庄周“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鲁迅则称赞“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而屈原则是以赋享誉天下，他是中国式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屈原以其无拘无束的想象，以及不懈不怠的革命精神，运用许许多多的神话、传说、史事，以及天地、日月、风云、雷电、雨雪、山川、神鬼、龙凤、贤士美人、佳花芳草等，构造出独特的境界，山奔海立不足以喻其壮，鬼使神差不足以喻其怪，国色天香不足以喻其美，叙事纪游，抒情言志，无不开合多变，跌宕生姿，令读者反复咏叹。
　　现代荆楚作家群正是在这样的区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他们的小说多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空灵、幻美，想象力丰富。以沈从文为例，其以乡巴佬的视角，以浪漫、抒情的笔调来构建自己的乡土社会，抒写恋乡情怀，可以说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最具楚地地方特色。在《边城》中，以人性化笔触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堂。故事中的人物都有着一个平常而善良的心，而翠翠更是爱与美的理想化身。在那里，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利益冲突，有的只是慈爱孝顺，恬静祥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似田园牧歌般。现代荆楚作家群，即使在描写生活悲剧，倾诉悲愤时，依然以楚人特有的浪漫俏皮来表达，在戏谑的笑声中揭示精神内核。彭家煌就是典型的例子。彭家煌的乡土小说，叙述冷静、机智，具有农民式的风趣，有强烈的地方性，将本是悲剧性的故事渗入喜剧色彩，在戏谑的笑声中，剥开人物内在精神的文化包裹，表达对人物悲哀而嘲讽的情感，显示出楚人固有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文学审美风格。
　　然而关东地区，从远古至20世纪东北解放前，不断经历着民族间的斗争与迁徙，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多元文化的碰撞，既融进了外来文化，但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呈现出了独具一格的特点。关东地域环境艰苦、天气严寒,然而正是在这种黑土地与冰雪所承载下的关东文化营造出了一种关东特有的浓郁、热烈、祥和、红火的文化氛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特殊的地理条件,独特生产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刀与火的历史体验又锤炼和铸就了东北人刚健豁达的个性和勇毅果敢的尚武风气，反映在东北人的性格特征上,就是豁达豪放、豪爽耿直、嫉恶如仇、仗义助人、性格倔强、热情好客、吃苦耐劳，这些都成为了东北人性格特征最好的浓缩和概括。
　　由于受到东北广袤辽阔的地域特色的影响，以及东北人民特有的性格特征，创作者把这种地理特色，性格特点直接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只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群体，即关东作家群。现代关东作家群的小说多给人一种粗狂宏大，遒劲雄强，顽强执着的特点，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在表达家国之痛和恋乡之苦上，如果说荆楚作家的小说有种凄美的感觉，那么关东作家群的作品就有种凄苦、悲壮的情怀。如萧红的《生死场》，小说前半部分着力描写出了当地的农民在封建地主压迫下的悲惨命运，他们的生活就像动物一样，只知道忙着生，忙着死，完全失去了人的意识和觉醒，那是多么凄苦的一幅画面；然而在后半部分则写叙写了在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压迫下农民所遭受到的更加惨痛的命运，严酷的现实，民族的生死存亡，终于使农民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懂得要为自己争取机会，要为自己的未来杀出一条血路来，因此他们站在了战争的最前线，发出了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誓言，这悲壮却豪迈的誓言震动着整个东北，甚至全国。
　　其次，现代荆楚小说在反映现代农村的破败与动荡时，政治意识与阶级意识比较强烈，以严谨的政治态度和高涨的阶级热情，既揭示和批判老一辈农民文化心理的积垢，又描绘和讴歌新一代农民文化意识的觉醒。如叶紫的小说，全力描写站在时代潮流内外的新旧农民，可以说是他的一大贡献。但是，其小说中的故事总是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人物也只是具有两种情感的强烈的爱与恨，把生活强化了，也简化了。政治作用对其创作的影响很大，而感情因素受到了很大的压抑。而现代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普遍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小说中浓郁的民俗文化描写淡化了其中的政治功利色彩，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含量和审美价值。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自身的民俗体验、亲历的家国之痛和真切的政治要求，因此，审美和意义在其笔下得到一次自然的契合。
　　由上可看出，由于荆楚地域文化因素有富于幻想和浪漫的文学审美传统，有崇尚性情，追求人格自由的文化心态，有崇尚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因而受此影响的现代荆楚作家群，在进行创作时，无论作者的审美关照角度或创作意识有怎样明显的区别，都呈现出鲜明的湘楚地域文化，并且多多少少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夸张精神，极度崇尚自然之美。当然，后来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部分现代荆楚作家的创作开始朝功利性方向发展，而忽视了情感的自然流露。
　　关东地区由于气候条件严酷，地广人稀，文明程度较荆楚地区落后，生活相对艰苦。为了生存下来，关东人民拼搏进取，培养了他们坚强的意志，豪迈的气概，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生命意识。因此，现代关东作家的作品多具有一种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
　　简而言之，现代荆楚作家群与关东作家群小说的差异性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阴柔与阳刚。无论是爱与恨，悲与喜，荆楚小说总给人一种柔美的感觉，不忍触碰；而关东小说则给人一种振奋人心的阳刚之气，将人们拉回现实。
　　【参考文献】
　　[1]贾剑秋.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M].四川:巴蜀书社,2003.
　　[2]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3]皮远长.荆楚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李治亭,田禾,王昇.关东文化[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6]王学谦.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