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 那些推动人类历史的同性恋们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们能够选择什么应该被人们铭记，什么应该被时间掩盖。不幸的是，同性之间的爱欲就是他们认为应该被掩盖的。所以当你查阅完所有历史教科书后，你可能会认为历史上从未有过歌颂同性之间爱情的社会，也从未有过画家、诗人甚至统治者与另外一个同性男子同床共枕乃至互相交心。同性爱情的证据要么被悄无声息地查禁，就像古希腊人、罗马人做的那样；要么被迅速地销毁，如同现在人们对新近出土的印加和玛雅艺术所做的那样。这种欺诈行为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出现不必要的两极分化，也给那些碰巧爱上同性的人们带来了痛苦。
　　如果人类的历史是不经审查的，那么其揭示的真相将会是这样：人类同性之爱的本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不同社会对它的态度各不相同。大多数文化形态对同性之爱会加以规范，然后依靠习俗和传统将其融入社会。当然也有少数文化形态试图否认、镇压和掩盖它。
　　通常情况下，同性之爱亦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从古希腊的城邦到罗马帝国以及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图拉真和哈德良等），再到西伯利亚的萨满祭司和美洲土著的“灵魂”药师，还有非洲国王和部落成员以及东方中国的皇帝和学者们，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理解同性对彼此表现出来的男性美的敏感并给这种同性之爱留以空间。他们认识到，无论婚否，男性都会爱上同性（或者男青年），梦到同性，为他们写作，为他们而争吵，或者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在古希腊，男性之间的爱情风格沿袭了婚姻习俗。成年男子试图寻求少年情人，正如他们与十几岁的少女结婚那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同性婚姻”只要在得到爱人的同意之后就可以发生，而女孩则是由她的父亲告诉她应该嫁给谁，并且不得不服从父权的决定。同性之爱的风俗习惯和道德标准甚至还被写入了希腊神话，而希腊神话则是西方戏剧、哲学、数学、历史和其他艺术和科学文化的根基。民主精神是希腊人的另一项发明，而希腊民主精神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象征就是一对著名的同性恋人，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os）和阿里斯托革顿（Aristogiton）。男性之间的爱情还被认为能够激发青年同性伴侣之间的战斗精神，特别是男子气概和为对方牺牲的勇气。在作战时，士兵通常与他们的成年伴侣并肩战斗，正如著名的底比斯圣军；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他的男友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的率领下，希腊人征服了当时他们已知的世界。
　　在日本，见习武士与年长的武士搭档训练，共渡爱河，同时也在战争中并肩战斗。而且所有的幕府将军都与他们的男侍者（在日语中被称为“こしょう”）同床共枕。作家和春宫画家记录了他们的“男色”之爱，他们使年轻男子之间的“众道” 流传了下来。他们同时还记录了歌舞伎（日本独有的一种戏剧）男演员的艰难生活，他们白天在舞台上辛苦演出，而晚上则为了取悦客人而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在穆斯林世界，伊朗和阿拉伯的著名诗人如哈菲兹·艾-希拉兹（Hafiz i-Shirazi）和阿布·奴瓦兹（Abu Nuwas）一直在赞美男孩们的魅力，并对自己缺乏自制力感到懊悔（他们用美酒纠缠和诱惑男孩）。从印度前往土耳其的苏非派信徒们试图在未长胡须的年轻男子中寻找真主阿拉。说书人说唱的《一千零一夜》也包括了同性恋爱情故事。艺术家，如里扎·艾-阿巴西（Riza i-Abbasi），为了取悦国王和王子，向他们贡奉了精美绘制的波斯色情微型画与书法作品。毛拉（****对知识分子、学者的尊称）和监察官们并不赞同男性爱，但从哈里发（****主）到搬运工，各行各业的人们对此却乐在其中，并且都向往在公共澡堂中受到拥有清新面庞的男按摩师的服务，到了天堂也能有“美如珍珠的不老男孩”相伴左右。
　　在北美和西伯利亚，可追溯至石器时代的萨满教传统承认有某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吸引男子和女子发生同性爱情，正如我们现在仍然能看到的美洲本土的“灵魂”药师，这一传统留存至今。
　　在西方进入现代之前，同性之爱大多数是地下恋情，只有在运气不好被抓到时才会浮出水面，有足够勇气藐视社会传统的艺术家有时候会在艺术品中暗示这种同性的爱欲。许多作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对同性之爱进行过描述，但总是表达的十分隐晦：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用充满活力的男性裸体装饰西斯廷教堂；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十四行诗中为他心爱的男孩演唱小夜曲；布雷克（Blake）埋怨牧师“在他的享乐和纵欲之路上铺满荆棘”；惠特曼（Whitman）激动地演唱狂欢曲；普鲁斯特（Proust）、巴登·奥威尔（Baden Powell）、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布里顿（Britten）、奥登（Auden）……感受到了同性之爱吸引力的名人、艺术家、政治家、骑士和普通人不计其数，尽管他们有时也拥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我们只能了解他们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为大多数人非常完美地掩盖了他们的内心和性取向，并把他们永久地埋藏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