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界，谁来保护读者？】读者反应批评

　　在“炒”风大炽的今天，批评家及其所“炒”的对象显然各有所得，唯独读者成了这一切的受害者。当被“炒”作家艺术家如愿以偿地暴得盛誉、春风得意时，他们曾否想到过，那些可怜的读者有权要求从批评舆论中获得关于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的正确信息和评论的权益，正受到粗暴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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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月前，我从某举足轻重的大报上，读到一篇足足占了整整一版的报告文学，文章以十分动听的言辞称颂一位拥有“重大发明专利”的药剂师。在阅读过程中，我从始至终把主人公当作这家值得信赖的大报向读者郑重推出的“先进典型”“杰出人才”，以一种认真、尊敬的态度对待这篇报告文学和它所表彰的人物事迹—就像以前读到关于焦裕禄、雷锋等英雄人物的通讯一样。但是，当我终于读完这篇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并打算翻至下一版时，余光不经意地朝报眉扫了一眼，我愣住了：那里，极富隐蔽性地很易于被忽略地印着这样几个字：广告版。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嘲弄。尽管报告文学声名狼藉已非一日，但我仍未料到它能以如此“巧妙”的方式公然充当一种商业广告；尽管“有偿新闻”近年一直甚嚣尘上，但我仍不敢相信类似于眼前这份历史悠久、声誉良好的全国大报会采取此等偷鸡摸狗的手法来欺骗自己的读者！
　　显然，有太多的东西在改变，被“创造”。据我所知，把报告文学纳入商业范围使之成为广告形式的一种，在世界上尚无先例，中国人大约可以骄傲地就此申请一项专利。当然，值得试着申请的类似专利远远不限于此，比方说，我们如何用纯属子虚乌有的素材炮制“记实文学”，又比方说，我们如何利用官方刊物主办的产品评比的权威性而向企业大敲竹杠，等等。所有的人都在抱怨假货充斥社会，除了假的工业产品之外，我们甚至还得面对假新闻、假报告文学、假记实文学、假评奖……如果将生活中一切与己有关的事物历数一遍，也许我们会为如下一点感到茫然—生活中究竟还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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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批评界还没有丧失批评的应有勇气，它就应该承认，在某些场合、某些现象上，近年的文艺批评丝毫也不比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篇报告文学来得光彩和健康。各种背后交易正在把文艺批评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人们发现，从批评家嘴里吐出的谎言，其拙劣程度甚至超过了电视上那种明目张胆的虚假广告。公众从批评家那里多次领教了这类事情：他们对某部小说、某部电视剧或别的什么作品大唱赞歌、谀辞如潮，结果却证实那不过是蹩脚的三等货色。这种事情屡屡发生，尽管一再导致文艺批评声名狼藉，但批评家则仍然不稍事收敛，似乎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义无反顾的决心去玩弄和背叛自己的读者。
　　我们大概记忆犹新，8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北京一家报纸曾评出当年文坛10大丑闻，其中一条是：出现了专为“少女作家”写评论的“少女评论家”，一时传为笑谈。那时，批评界居然会出这种事情，听起来还有点不可思议、颇感滑稽。而事后看来，一笑了之的态度未免过于掉以轻心，应该说，那是一个关于文艺批评品质正在堕落的重要预兆和信号，理当认真对待。不妨说，跟眼下某些行为更加大胆的批评家相比，当年的“少女评论家”甚至使我们感到颇显浪漫纯洁。
　　就在不久前，一位写作某种被古怪地称为“财经小说”的香港女作家，不辞遥远北上大陆，在京沪两地延请众多批评家—其中不乏“治学严谨”的教授学者—为她的作品开讨论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令人咋舌的高度评价，有些用词恐怕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听了也会面红耳赤、愧不敢当，而我们这位香港女士的所谓“财经小说”的艺术水准，不要说离诺贝尔文学奖肯定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甚至连是不是较好地掌握了写作小说的基本技巧也完全可以打上个问号。但是大陆批评家却舍得给予那样阔绰慷慨的赞誉。谁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件事情只是由于同一位“香港女作家”联系在一起，才惹得大家议论纷纷罢了。倘使不考虑上述特殊情况，今天的作品讨论会难道不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与此类似吗？通常来说，作品讨论会（或某人的表演艺术讨论会、导演艺术讨论会，反正都一样）总是由被讨论者（作家、诗人、画家、演员……）设法弄“赞助”，而由批评家去享受。在这种关系当中，读者是不太可能指望批评家们对作品及其作者采取客观立场的。众所周知，目前在作品讨论会上给批评家递“红包”差不多已成惯例，赖此奔上“小康”之路的也不乏其人。
　　相对而言，千方百计拉来“赞助”为自己搞作品讨论会的作家艺术家，恐怕还属于天真未泯的人，而那些看得更加透彻的，则已对什么作品讨论会失去耐心，他们知道那其实无所谓“讨论”可言，因此宁可用同样一笔钱去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直接了当地去追求“宣传效应”。他们不要求与会批评家一本正经而又违心地发表长篇大论颂辞，只需要他们当中的头面人物简单说上一两句关键性的评语，甚至只需要他们到场并在适当的时候鼓掌，以便新闻记者可以将这种场面记载在报道中。可以想像，批评家自然也更乐于出席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实际上他们事先不必作任何准备，也许连有关的作品看都没有看过，就轻轻松松地跑来说上一些隔靴骚痒的话，然后可以美餐一顿，回家时口袋里还能揣上二三百元钱，这又何乐而不为？
　　谈到文艺界（以及出版界）多如牛毛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实在不该忘记提一提各家报社、电台、电视台的文教记者和编辑的作用。这些先生小姐们是近年的文艺批评领域里迅速升起的耀眼的明星，很大程度上，专业批评家的饭碗已被他们夺走，换言之，作家、导演、演员、歌星是否大红大紫，要由他们说了算。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手里握着一种被称作“媒体”的东西，老百姓要想知道什么作品是好的，哪位演艺人员非同流凡，只有通过他们的引荐和介绍；加上新闻方式本身既迅捷又富于煽动性，效果就更见神奇；相形之下批评家的工作方式不免过于学究气了——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快餐时代”谁还有闲心去读那些慢条斯理的分析性文章呢（即便出自“权威”批评家之手）？所以，眼下唯一称得上“权威”二字的文艺批评是新闻报道，唯一左右着中国文艺家命运的人是新闻记者。只要他们高兴，可以一夜之间捧红某部小说或者某个歌星；但究竟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涌起这种兴致，就不得而知了；有时也许是他们确实认为哪个人哪件作品值得关注，可是往往还有其他的非艺术原因。尽管不能说每个文教记者和编辑都在玩忽职守、以“媒”谋私，但问题显然是相当严重的；仅仅在去年，新闻界就很出了几个将平庸之作捧红的臭名昭著的例子，上了当的读者观众至今仍然心存芥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