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 关于乡音的句子

　　我爱中华，当然爱我中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壮丽的山川，然而今天我爱中华，却更爱中华大地上的社会主义事业，更爱为社会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人们，更爱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所以，今后《我爱中华》征文的来稿，希望能够联系现实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面貌新变化，抒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我们热切地等待着你的精美的作品。
　　周良沛去年冬天，有个朋友的孩子要赶回美国去交博士论文。走的那天，风很大，很冷。送行的人都担心她那依然给人窈窕感的身上穿少了。她笑着甩甩披肩发，拍拍披着的外衣：“穿得挺多的。北京买的羽绒衣，又好又便宜！”海关卡住了大家送的那些食品，也让人想起她到每家吃饭都是说：“好吃好吃！吃得我又增了几磅了！在国外吃的是维他命ABC，这里是吃的艺术！”而她的论文，也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在教授面前，她这华裔学生本身及她的选题，似乎就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艺术。
　　现在，她要走了，一脸的天真，一脸的微笑，离开北京的家是高兴的，回到大洋彼岸的家也是高兴的。进关慢步后退向我们招手时，翘着那染着丹寇的手指向我们频频飞吻，仿佛要翩然起舞。孩子毕竟是在西方长大的，受的是另一套教养。我家在海外的亲友，每看到一个孩子满十八岁，在为他们能独立自主而高兴时，也总埋怨他们不要家了。一个个都象早年的开发者那样，浪迹四方，寻找工作，寻找爱情，寻找欢乐。只有当他疲于奔波而寂寞时才在家门口出现，那一脸胡茬、一身汗渍与烟酒味说明他成个男子汉了。我，在他们眼里，也是还不知疲倦地奔波于长城内外而很难想起家的人。其实，就是那些离家而去的人，在海外也总记着自己是“龙的传人”，故土对于他，既亲切，又神秘。在那些移民太多的国家，常有寻“根”之说，华人也不可能是浮萍。这孩子来，当然还是希望她高高兴兴地回去；送走她，又怅然。不仅仅是难舍，而是陷入不解的哲理的苦恼。机场归来，看见沿途的池塘都结冰了，夏日一片绿荫的树冠，全是光光的枝丫。落叶归根的自然景象，特别引人想起许多在海外的亲友，心里是无名的烦乱。一到机关，就有人象报火警似的冲着我喊：
　　“快！正急着找你，上海的长途。”出什么鬼事？长途？还是跟我没有什么人事关系的上海来的？意外引起的不安，使我抓住话筒时不禁要把焦躁情绪找地方发泄了：
　　“你是哪里？找我干什么？”“叔叔——”拖下很长的甩腔，声轻到几乎有点神秘感。嘿！就是那调皮捣蛋的姑娘。
　　“还没起飞？”“唔——”好象在这种时候，“是”与“不是”都是这个声音。“我在上海虹桥罗！停一个小时就出境！”
　　“忘了什么话要交待？”“不！要出境了，我只想听听家里人的声音。话，说不完又说完了……”放下话筒，刚才提过的那个不懂事的孩子的影子，已换成一个感情深沉而持重者的形象了。我是她无数亲人中的一个，我也不敢说自己就能了解她此刻寻“根”后又去国的心情。可是我知道，不光是她想听到这声音。人，往往从声音感到自身，以至世界的存在。十年浩劫期间，囚禁一位老作家的牢房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那种无声，不是安静；空寂而恐怖，是失去声息的死亡。她害怕自己忘记人的语言，失去对自己的生存的自我感觉，每日把自己能背的唐诗、宋词、汉语单词不断不断地重复，以至看到自己的手说“手”，见脚说“脚”。这段时间，我也是被关着，当然是没有任何隔音设备的号子。于是，耳朵就有福整天享受高音喇叭里的“洋板戏”。对这些戏的评价，见仁见智。可是，把它作为唯一的艺术，并强迫人家接受，还只准叫好，因此引起人们反感，不仅自然，而且必然。可是在彼时彼地，我偏偏还对它怀有好感。因为即便是噪音，也比熬煎在令人心悸的死寂中好受。于是，我默默地跟着喇叭学戏，不仅难捱的时光可以这样打发，还象找到一个人对话似的。我高声唱道：“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看守“咣当”一声开锁踢开门：“这是革命人民唱的，你唱什么？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反动！”“唱样板戏也不行？你是不让我唱还是反对样板戏？”这些看守“熊”我顶威风，可他们自己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是得“夹紧尾巴作人”的人。经我这么一说，脸胀得通红，气鼓鼓地说：“你少捣蛋！”就“嗵”地一声带上门，锁死了。“哈哈哈哈……”我岔开双手双脚倒在地铺上，笑得开心死了。我和世界对话了！从看守的气恼与无奈中，我感到自己的存在了。声音，声音，有声音的地方就有生活啊！
　　远离故土而去的人所恋的乡音，也许不是我这声音。半个世纪前卖去海外当猪仔的人我不了解，而这些年出外俭学而打工的，听家里人说，很多是给餐馆洗盘子。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绿卡”——永久居住证，在那块土地上是不允许就业的，打工也是非法。人家愿意非法用这些人，是因为只要用合法工人的一半工钱就可以打发了。是否情愿，都得要干，否则，别无生路。活很累，钱是不好拿的。更重要的，这一半工资给人的卑屈感，却不是用克扣下的钱可以计算的。在发达的国家里，打工干粗活的，不多是这些外来人么？非殖民地上并非全是乐土。去年到吐鲁番的张贤亮（电影《牧马人》的原作者——编者）在去交河古城遗址的途中，见一个背着旧而脏的挎包，脚蹬塑料凉鞋的美国人，踽踽而行在黄尘飞扬的土路上，就象朝圣的苦行僧。作家们请他上了车，知道他是德克萨斯州人，大学毕业当过建筑工人又失了业，趁这机会来中国收集资料准备写篇关于古建筑的论文。他交不出那么多钱加入旅游团，就用穷办法：坐硬卧、上小摊吃面条。这些人邀他上车，他自然很感激。在葡萄沟他见到坐着轿车来的美国游客。异国遇同胞，他喜出望外，上前要求搭车回去。不想，亲爱的同胞全无同胞情，冷冷地反问他：“你交钱了吗？”是的，没有钱，就失去上帝。他垂头丧气，难堪地回到中国作家身边。大家热情地拿出各种品种的葡萄请他品尝。他激动地说：“我回到家，我母亲也是不停地让我吃、吃……”灰色的眼珠，闪亮的泪光。人到这时，才看出人心和金元在天平上的重量是无法等同的。我不以为物质的不富裕意味着幸福，然而人即便是睡在黄金上，也不会以灵魂的苦闷为幸福。身在异域熬不出名堂的，有冰箱可里头是空的，为省电费就连插销也拔掉。冷天空调也怕开，早早坐在被窝里，睁着眼等黑夜早点过去。或是不顾风寒，踏雪寻友，以暖人的乡音消寒，纵使默默相对，眼光、叹息或微笑，都是无声的语言。心潮的暖流里，奔腾着黄河、长江……
　　亲友这时要看到《北美日报》、《华侨日报》或香港报刊有我的诗文，就根据它写信与我对话。美国“国际写作中心”负责人聂华苓看到我几篇作品的写作日期与地点，写信说：你这几个月怎么跑了那么多地方？我真羡慕你，出外一趟好象比我进城还方便。我只听这里的人在羡慕那边的人五洲旅游，云里雾里的飘飞，万没想到那些被人羡慕的人居然羡慕起我来了，是在她教学、写作得极其疲乏时。而我，在这里，真是从铁窗放飞到云空的鸟啊。不是害怕回忆过去，想想比比，倒更容易产生不应有的知足。盼今天，是在铁窗里盼了多少年啊，毕竟是盼到了。就是平反许久，我的户口都在劳改队不给调回来。正因为什么都不是顺利的，给过我无数烦恼，因此最后的结局，就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支持什么，往何处推进。我没彩电，没冰箱，也没一间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我自身的经历就告诉我：有未来，尽管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争来。我所以有今日的命运，正是我的命运的说明。 亲友在海外知我不幸，为我忧心；盼听到的，总是从生活得到信心与希望者的声音。 可是，父母、姨妈、妹妹每在电话里说“想听听你的声音”时；知道艾青的儿子深夜两点来电话把一家大小喊醒，说“要听听家里每个人的声音”时，我反而自我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自身存在的价值了。 声音，声音，乡音，知音……
　　*作者周良沛——中国作协会员，父母、亲属均于解放前移居国外。1949年参军，五十年代出版了诗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海外亲友多次要他出国团聚，但他一直留在祖国，拖着十年浩劫中折磨致残的跛腿，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辛勤工作，出版、编辑了多种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