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申论_冷凇:中国纪录片走出去

　　纪录片文化是人类文化创造中最具时代活力、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化样式之一。它是画面语言的艺术，即使是一部没有任何解说甚至对白，仅仅通过字幕介绍背景的纪录片依然可以彰显文化，唤起情绪、情感上的共鸣。中国的纪录片缺乏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主流及独立制作人却在国外的纪录片电影电视节上频频入围、获奖。纪录片已经成为中外交流的一个窗口，让世界真实、全面地了解中国。冷凇是近年来参加国际电视节最为频繁的中国电视人之一，他的作品也频频亮相于国际电视电影节。在交谈中，笔者深深感受到冷凇的迫切，那就是让中国纪录片走出去!
　　
　　从制作纪录片到研究纪录片
　　
　　谈起与纪录片的渊源，冷凇坦言高中时就开始接触了，虽然自己还很年轻，但是电视的从业时长已经有十二、三年了，也正是父亲――冷冶夫带着自己跨入了这个领域。每每提到父亲。冷凇总是称呼为大冷老师，言语中满是对父亲和那一代电视人的尊敬。
　　在他高中的时候，父亲制作了一系列的纪录片、新闻性专题，在中国电视界得到了广泛赞誉。那时只要有跟父亲的拍摄组出去实习的机会，他就会去。寒暑假的时间，别人都在学习或者走亲访友，而他统统利用起来跟着父亲做片子。从《潜伏行动》开始，父亲首先将打击犯罪的内容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在电视荧幕上，而冷凇接触到的第一个片子也正是犯罪题材。他说：“我父亲在电视界有个外号是‘拼命三郎’，就是不计时间、成本，全身心投入到电视工作中。受他的影响，我只要能到一线，就到一线去。这种题材的拍摄是很危险的，所以母亲很反对。惊心动魄的纪实是我最早接触的，也正是那个时候掌握了长镜头、同期声、跟踪拍摄的技能。90年代是纪实主义大旗竖起的时候，讲究真实感，我父亲也是倾全身心去制作，我从那个时候掌握了纪实主义创作的方法。”在父亲的引领下，大学时冷凇开始接触主流文化，制作了一些党宣政宣类的纪录片和宣传片。随后，父子两人又转向社会人文类题材，制作了《躁动》、《纸殇》、《悬棺》等多部纪录片，在国际电影、电视节中获得好评。
　　2082年以后，冷凇逐渐脱离了父亲的脚步，开始了国际电视研究工作，从原来的做片子转向策划片子、研究片子。中国有3000个电视台，是一个电视大国，却不是电视强国。冷凇无不遗憾的说：“中国的纪录片人是一盘散沙的状况，大家不知道中国电视如何与国际接轨。”因此，他抓住所有机会走访国际电视台，和国外知名的电视制作人探讨电视的制作理念，到目前为止采访的电视名家可能不下三、四十位。今年，受卡塔尔国际电视节主席的邀请，冷凇担任了第六届卡塔尔半岛电视节的终评评委。他说道：“通过这么多的走访和考察，确实也有一些心得。基于这些制作理念和国内制作人进行交流，希望我们能够研发出适合中国自己特色的电况节目制作规制。”
　　
　　独立制作和电视台制作
　　
　　世界上有三类电视台，国家电视台，行使国家意志和党派意志；公共电视台由公益组织的资金创办，比如NHK，BBC，它们独立于政府之外；第三种是商业电视台，制作大量的真人秀节目，电视剧。而中国的电视体制是三重属性合一，电视台台长既是国家机关干部，又是国企的总经理，还是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作为事业单位的负责人要保障它的公益屙性，作为国家机关干部要求保障党派利益，作为国企总经理则要提高它的经济效益。当三重属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党宣政宣要保，经济效益不能丢，最后放弃的往往是公益属性。而公益属性就是电视节目中的纪录片。
　　目前我国的纪录片主要在一些电视栏目中播出，并没有专门的纪录片频道。冷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每天需要两到三个小时的纪录片新节目，一年就需要1000部纪录片。倘若按30万元一部的标准，只需三个亿就可以拍1000部纪录片：按十万元的标准，三个亿能拍3000部。有了这1008部纪录片的基数，纪录片频道才能开起来，中国纪录片才能走出第一步。冷凇说，纪录片的发展重在扶植，目前中国优秀的纪录片太少。
　　中央电视台的知名导演拍片子往往能得到国家资金的扶植，党宣政宣的片子有来自官方的经费。而独立制作人需要自筹资金，靠电视台的市场销售，或者通过外销国外电视台及参加国外电影节等地下传播方式来获取名利。虽然中间也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是冷凇认为纪录片的拍摄要将猎奇和人文区分开。有些独立制作人关注的题材虽然在国内无法通过审查，但是却能满足国外一些人的畸形心理。西方某国曾经在电影节上举办“中国纪录片放映周”的活动，一共放了十部片子，有反应盲流的、妓女的、xx的、艾滋病、行为艺术吃死孩子的等等。冷凇有些无奈的说：“这些片子连续放一周，大家会对中国有什么印象?这样的题材的确比较容易获奖，但是从大的格局来想，它对对外传播不利，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人文的不见得就是猎奇的，猎奇的也不见得是人文的，这些不好区分。但是这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创作者人生态度的投射。”
　　独立制作人不被主流体制所接受，在市场中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制作的纪录片是由电视台定价，拿到的报酬远不及付出的努力。国外有版权保护，一部DVD售价大概在15美金，利润容易回收。而中国的盗版太多，纪录片更是难以得到保护。冷凇和父亲合拍的纪录片就曾被湖南电视台的法制频道盗播多次，甚至被署上其他人的名字。冷凇作为一位知名的纪录片人，作品都会遭到盗播，更别提普通的纪录片人了。
　　冷凇说：“独立制作和电视台制作其实是两个极端，纪录片都不容易发展。”在西方，每年都会有大型的非盈利机构来通过项目招投标的方式资助纪录片的拍摄工作。而在我国，也许就要依靠政府的支持。比如政府可以设立一个项目，就叫做“中国纪录片精品战略计划”，创作者可以竞标200个项目，也就是200部纪录片。给每个中标者一年的时间，中标形式可以是100个导演，每人拍两部；也可以是大导演、有工作室的导演一人拿五部，比较小的团队比如三五个学生可以合作申请一部。用这种集约式的生产不仅可以锻炼队伍，摸索形成一种创作规制，还可以保证使其具有较好的品质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
　　
　　80后纪录片人首任国际评委
　　
　　自从将重心转向电视研究后，冷凇广泛地参与国际电视、电影节，借助这种交流方式推介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今年四月，冷凇担任了第六届卡塔尔国际半岛电视节的终审评委，也是历届卡塔尔国际电视节评委中年龄最小的国际评委。但因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评价起纪录片来，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强调，我们不可以用一种标准来衡量一部纪录片。
　　冷凇认为首要标准是信息量。纪录片的第一个功能是信息传播功能，而其中的信息既要丰富又要精炼。国家地理、探索发现的纪录片喜欢选择世界性选题，比如天灾、地震、龙卷风、世界伟大工程等等。这些题材是全世界观众都需要了解的，通过一部五十分钟的纪录片，观众既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又对专业领域有了深厚的了解。冷凇说道，现在很多纪录片导演觉得纪录片是一 种主观的发泄，不管能传播出去有效信息，只需要发泄自己的观点就行了，但他始终觉得信息量够不够丰富是纪录片的一个评价标准。
　　艺术性的标准听起来模糊，却是来自最实际的画面和声音。画面的艺术性是指拍的是不是唯美，画面的构成、灯光的使用是不是合理，是否有审美愉悦感。而声音是冷凇最为强调的部分。他说：“中国导演往往不注重声音，很多人认为摄像机一开记录下来的就是同期声，其实有很多只是环境噪音。摄像机没有人工智能，它不会选择，我们要主动选择声音进行记录。我出去拍片子，会带十几万的吊杆话筒，找专人来录声音。”对声音的评价除了同期声的质感外，再一个就是音乐制作。国内纪录片的配乐很少有原创，最常使用的就是神秘园、班得瑞和燃情岁月，导致大量雷同。燃情岁月甚至被纪录片界称为万能音乐，抗洪救灾可以用、亲情爱情也可以使，只要是煽情的时刻，都可以拿来就用。冷凇认为，这些做法都会使中国纪录片难出精品。灯光好、画面考究、构图漂亮，观众看着舒服，觉得漂亮、爱看，这就是艺术性。而我们现在拍片子，随便什么天气都可以拍外景，不去等待、不去选择，这样肯定拍不好。《俄亚纳西人》之所以获得第五届半岛国际纪录片金奖，就是因为它是按照电影的标准去做，镜头的拍摄相当唯美，艺术性很高。
　　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冷凇则认为，去区分一个片子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有的内容都有主观存在。比如说对一个题材的选择，独立制片人很多拍社会底层的人，这就是一种选择。选择后，你怎么拍，这是第二重选择。素材拍好后，还要经过剪辑，删除什么，留下什么，这是第三种选择。观众看过之后，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第四重选择。经过众多的选择后，真实变成多重假定的真实。他说父亲的一些观点倒是给了自己很多启发，那就是“事实不虚，形式不拘”。本身客观的事情要尊重，而表现的形式可以不拘于一格。2004年以前，出现过一些像电视剧一样搬演重现的纪录片，但是争议很大。有些人认为搬演重现完善了电影语言，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样根本不能称之为纪录片。2004年之后，人们基本都接受了搬演重现，甚至动画等数字技术也可以出现在纪录片中，这其中的变化或许跟《故宫》被观众广泛接受有关。自此之后，大量搬演重现的栏目剧出现，可以说未来国际电视的趋势将是虚构和非虚构相融合。但搬演重现在纪录片中的应用也是有底线的，冷凇举了一个例子：“去年获奖的《中国民营铁路之父陈宜禧》，讲述的是一个晚清的人物，他只留下三张照片。那这部纪录片怎么做?只能找演员重新演。但是评委都接受，认为搬演重现和历史素材结合得好。这是挽救有历史价值的片子，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家都理解。但是如果明明能拍到，你不去拍，那就打破了这个底线。”
　　
　　纪录片创作的起点一选题
　　
　　我国纪录片内容重复性很高，且喜欢跟风。每年的国际环保纪录片节，国内大概有三百多部片子送选，但有一百多部都是讲湿地的。中国有三十多个省，每个省都有湿地，每个市的旁边都有市级保护的湿地，但每部片子的导演都认为自己拍的湿地是最有价值，最值得保护的。冷凇说道：“就连片子的叙述也几乎是一个套路，一开始这是个美丽的地方，后来因为工业的发展这个地方毁掉了，环境都被污染了。后来出来两个英雄人物，这两个人物天天去法院告这些工厂，后来在有关部门的重视下这些工厂停工了，同时英雄们还坚持每天在河边捡垃圾，监督工厂，这个环境又慢慢恢复了。最后评委都看到睡着了。”
　　党宣政宣的片子更是随着纪念日和大型的庆典，大规模地拍摄、放映，资金花费不少，可效果却是差强人意。地方电视台还比较热衷于历史方面的题材，比如本地的一个名人、一种文化现象、本地的少数民族。这样的题材并不利于对外传播，因为民族的不见得是世界的。冷凇举了个例子，如果片子是关于长城、颐和园、故宫，国外的观众会有兴趣了解。可如果只是当地的一个舞蹈、一个现象，很少有人会想去了解它，这就叫做文化贴现。但是很多地方电视台乐于做这些和其他人没有关联的选题，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冷凇和父亲每年能接到各地报送的上百个选题，但到最后可能一个都挑不出来，但他们依然秉持着找不到合适的选题绝不动手的原则。题材的独有性是纪录片选题的第一步，选题合适，片子就成功了一半。冷凇认为纪录片的导演不光是一个跟踪记录着，应该做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社会问题敏锐的发现者。导演选择的题材绝不应该是已经泛滥到一定程度，或者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这种社会危机预警类的选题需要导演的洞察力，但也只有这样导演才能抢到和别人不一样的题材。如果题材不得不一样的话，那角度一定要新。奥运期间许多地方电视台跟风拍摄关于奥运的纪录片，要么是志愿者，要么就是奥运期间的管理、安保，角度大同小异。而新加坡拍摄的《我为英语狂》，同样取材奥运会，讲述的是中国人学习外语迎接奥运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方法重于理论　想象力重于知识
　　
　　纪录片内容重复，角度雷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纪录片人的想象力不够。对比国外的片子可以发现，凡是好的片子想象力都很丰富。电视技术日新月异，想象力有多远片子就能走多远。对于一个纪录片人来说，想象力更重于知识。冷凇说：“理论的东西学得太多未见得有用，对于电视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指导实践的。知识不是说不重要，而是知识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以前我们靠大脑储备知识，现在只要上网我们就能找到，谷歌、百度的第一大功能就是搜索功能，就是为我们储备知识的。所以我有一个观点：能够共享的不必拥有。学哪行的都可以做纪录片，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象力。”
　　再一个就是故事的叙述能力，不管是纪录片、专题片、宣传片还是电视节目，和记叙文是一样的，都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中国的纪录片人不擅长讲故事，大多是以时间为轴线叙述。除了顺叙外，还有倒叙和插叙，丰富的叙述形式可以让故事更加精彩，但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更难把握。冷凇提了一个小建议：“将你觉得有趣的事情复述给身边的人听，如果别人连听都不想听，说明你的叙事能力太差。换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找到其中的一些技巧，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别人爱听。我个人比较提倡悬念性叙事。”
　　上述这两方面严重制约了中国电视的发展，但凡精彩的一定是克隆别人的，抄袭海外的，想象力不是自己的，或多或少都有国外节目的影子。冷凇说，现在到了开放自由的时代，我们应该在不违背道德的前提下，广泛刺激想象力，培养讲故事的叙述能力。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选择却越来越多，节目怎样才能抓住观众呢?这就需要艺术化的传播。以娱乐为载体，以故事为载体。国家地理的纪录片之所以有趣，观众爱看，在于它不会用枯燥的数据和采访来讲述，而是从故事入手。
　　
　　合作重于独行　责任重于能力
　　
　　很多纪录片人，选定题材后，都是自己一人拿着机器去做。而电视人必须广泛的和别人联系，建立人际关系的大网，才能捕捉到更多独有性的题材，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人不是封闭的人，而是善于沟通，懂得合作的人。在拍摄《俄亚纳西人》时，冷凇体会尤为深刻。俄亚是个纳西族古寨，最初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明朝时被派去征服少数民族，回去的途中定居于此。村民以纳西族为主，因此语言沟通成了首要的问题。再者，那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东巴是他们最大的祭司，地位崇高，冷凇说：“在当地，东巴的地位比乡长还要高，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认可，片子就很难拍下去。”作为“闯入者”，冷凇和拍摄团队先和当地人交起了朋友，尽量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当村民把拍摄者当做朋友时，就忽视了摄像机的存在，这样不知不觉就开机了。
　　纪录片的创作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三年、五年做一部片子是很正常的事情。实施靠的是执行力，而执行力就是依靠责任感。有的纪录片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是总想事半功倍，不愿意下苦功夫，反而因为优秀而难以卓越。谈起父亲那一代的纪录片人，冷凇很是敬佩：“他们上得山，下得水。《押运兵》是中国第一部纪实主义作品，我父亲拍摄时坐的是铁路里最差的铁皮车，和弹药生活在一起，在火车上呆了39天。不光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也是如此，在艰苦的环境中创作出许多精品。现在设备好了，人反而懒了，想做一些快餐的东西，但是电视创作是绕不了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