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日瓦戈医生》与《色戒》之异同]日瓦戈医生

　　[摘 要]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日瓦戈医生》和《色•戒》,前者夺得1965年奥斯卡五项大奖,后者斩获2007年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两部影片均引起了业内与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就创作意图的异曲同工――社会与人性的冲突、表现方法的大相径庭――古典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垒、审美取向的崇高与媚俗――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的选择这几方面比较它们的异同,从而窥视电影人在不同的道德审美和价值取向上所实现的不同的艺术震撼力和社会效应。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 《色•戒》; 人性冲突;异同
　　
　　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自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便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性争论,并因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前苏联被列为禁书遭封杀近30年。1965年由英国导演大卫•里恩(David Lean)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日瓦戈医生》是同名电影中最成功之作。它打破了所有票房纪录且赢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艺术指导、场景布置、摄影、服装设计及配乐五项大奖,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与之相似的是根据著名作家张爱玲短篇小说改编的并由著名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色•戒》,也打破了他本人在台湾票房的最高纪录,并获得了2007年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大奖。解读这两部曾引起国际电影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影片,探讨电影制作人在不同的道德审美和价值取向上所实现的不同艺术震撼力和社会效应,无论是在思想意蕴或是艺术价值诸方面均具积极意义。
　　这两部世人瞩目的影片仿佛很难相提并论,令人惊讶的是在展示复杂而深刻的人性、人性冲突及人世情爱等方面有如出一辙之妙;而在历史时空、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电影语言、表现手法、审美意识等方面则相去甚远。笔者试就以下几个方面作比较与分析。
　　创作意图的异曲同工――社会与人性的冲突
　　人的属性分为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的属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根据一个人的不同追求对人进行了归类:哲人型(Philosophic):热爱知识;热衷征服型(Victory-Loving):渴求名望;醉心利润型(Profit-Loving):追求物质利益。这三种类型均源于人性的三种不同属性:理性、精神和欲望(肉体上的一切欲望)。 它们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至于在一个人身上哪种属性起主导作用,则取决于社会环境。柏拉图第一次告诉了我们人的本性具有相互冲突的多重属性。[1]电影《日瓦戈医生》与《色•戒》这两部享誉大片,无论其主题与情节、品位与风格、民族与宗教还是电影语言及电影艺术都相去甚远,似乎很难相提并论。然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两部影片其不约而同之处:其一,同系表现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主题;其二,同系以战争这个特殊年代为媒介来挖掘人性和展示人性冲突;其三,两者同属个人叙述性作品;其四,都以情感为主线,讲述不同国度的男女主人公(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与民族危难的战乱年代里发生的爱恨交织、喜悲跌宕的故事。
　　由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日瓦戈医生》围绕日瓦戈医生(尤利)、安季波夫夫妇、科马罗夫斯基等人在不同战争与历史时期,对国家、爱情与生命的价值观的不同抉择和命运归宿,尤其是日瓦戈医生其人性与价值观的变异历程,展现了俄罗斯从二月革命到新经济政策实施近50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在战争中所发生的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日瓦戈不仅是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还是满怀爱国抱负的俄罗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不惜抛下刚分娩的妻子和家庭,应征到乌克兰前线做沙皇的军医,不管时势如何变化,都默默坚守着医生这救死扶伤的神圣岗位。医生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中,目睹的是一幕又一幕的战争灾难和惨剧的不断重演:从而粉碎了他欲有所为的远大理想。为图生存,不满现实的日瓦戈医生被迫携一家老少从莫斯科逃回西伯利亚的祖地――瓦雷金诺,企望远离是非、独善其身。结果是自己不但被抓进红军游击队当医生,连妻儿、岳父岳母等至亲,也都纷纷被驱逐而流亡国外。善良博爱、崇尚自由、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日瓦戈医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尽管自幼命运多舛、历尽误解与失望,可是,他对国家与民族以致妻子之外的情人拉娜的那份爱确是至死不渝的。
　　影片不惜用宏大的篇幅来表现日瓦戈医生与拉娜在战与火的岁月中燃烧的爱之乐章:相识(拉娜家里)――相知(乌克兰前线)――巧遇(玉里亭图书馆)――�别(玉里亭的家)――重逢(玉里亭的家)――逃避(瓦雷金诺)――辞别(瓦雷金诺)――寻觅(莫斯科)。其爱的最后是日瓦戈医生心脏病突发而死,拉娜回国寻亲获罪而不知所终。日瓦戈医生与拉娜那超然与反叛的性格并不是那个时代受欢迎的人。但是,他们的爱是战争和历史的选择,这远非一般的世俗之爱可比。影片通过以上男女主人公一系列时空转换的电影场景(情节)来揭示个人情感诉求与现实理性的激烈对撞,即社会与人性冲突这一深刻的主题,展现其追求人性理想的美好意愿和决心,超越了民族与时空。
　　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香港,以邝裕民为首的一群岭南大学爱国学子以貌美的同学王佳芝作为“美人诱饵”暗杀汪伪政权高官易先生的悲剧故事。为积累性经验实现诱杀目的,满怀报国理想的王佳芝不惜把处女之身献给有嫖妓经验的男同学。随着与易先生交往的深入,王佳芝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先前的恨变成后来的“爱”,以致最后在珠宝店执行暗杀易先生使命的“生死时刻”动了恻隐之心,放弃了坚守多年的除奸使命叫易先生“快走”,招致整个暗杀计划的彻底失败,致使自己及五位胸怀报国之志的同学被捕并命丧易先生的毒手,酿成了打虎不成反被虎咬的人性悲剧。
　　电影《色•戒》与一般的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相比,并非《亮剑》那样的民族叙述性主流作品,而是偏离于民族叙述之外的个人叙述,属 于“非主流”的。从情节和政治标准上来说,足以挑战观众的传统伦理道德及心理底线,但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令人深思。影片的人性冲突反映在“色”与“戒”尖锐的对峙中,正如李安所言: “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不走到毁灭的地步。”欲望是生命之根还是毁灭之源?此片除了留给观众一连串源自人性方面的反思外,还提醒人们关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个体在具体的情感、意志的压力下,所做出的艰难选择。从而警示人们:选择的改变所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后果。
　　两部影片都以战争为背景,颠覆了传统影片中的家国叙事的模式,抹去了英雄的高大形象的塑造,着眼于平常人的情感渲染,人物的情感变化一波三折。张爱玲说:“我写的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 [2]李安欲遵循张爱玲的初衷,在电影《色•戒》中把爱国英雄演绎为叛徒,把杀人不眨眼的汉奸头子演绎成温情脉脉的情人。王佳芝慢慢被易先生的金钱、物质和性快乐所异化,把家国大事抛置脑后,认敌为友,酿成大祸。可悲的是,她自己临死前也不曾流露出半点的遗憾。而电影《日瓦戈医生》把女主人公拉娜演绎为无家国之仇、感情飘忽、随遇而安的妇人,把男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演绎为不达理想便逃避现实、独善其身的男人。他们同样置家国之事而不顾,视现实为自己的敌人,不放弃个人利益的追求,不惜追求和享受亚当与夏娃般爱恋的时光。最后由于时局的变化被迫分离,一个死于大街上,一个死于集中营里。《色•戒》中的王佳之对使命的背叛与《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由拥护革命到回避革命的人生选择都是反传统的,用过去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就是“反动”的。无独有偶,人性在这两部影片中被表现为超出性别、超出阶级、超出时空,甚至超出一切的不可控制的非理性本能,给观众留下了爱国与爱情故事之外深刻的人性思考。令人惊叹其“英雄所见略同”的眼光和与众不同的创意。
　　表现方法的大相径庭――古典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垒影片《日瓦戈医生》之所以成为经典,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古典主义在影片中的成功运用。古典主义为17世纪欧洲君主政体民族国家开始建立、资本主义渐趋发展的历史阶段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思想上崇尚理性,艺术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并由此而得名。《日瓦戈医生》宏伟壮丽得如同一部古典主义戏剧。影片有长达六分钟的序曲,分场分幕、幕间字幕都是由极富地域民族情调的油画白桦林作底子。大幕一次次开启,又一次次闭上,反复地入戏、出戏,和着影片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的心理及情节变化,同步展现如诗如画如歌如泣的春夏秋冬,浸润着尘世的离愁与别恨、喜悦和哀伤……此外,电影中多次涉及拉娜与恶棍科马罗夫斯基、拉娜与日瓦戈医生之间的性爱情节,有多场床上戏。第一场床戏是拉娜被科马罗夫斯基诱奸;第二场床戏是拉娜与日瓦戈医生邂逅玉里亭;第三场床戏是日瓦戈医生从红军游击队逃回拉娜家;第四场床戏是拉娜与日瓦戈偷欢瓦雷金诺。这四场床上戏都没有肉体细节上的展示以取悦观众,是非常理性和含蓄的。
　　再者,影片的电影语言非常丰富、内涵非常深刻,难以一并列举,试举一二为例:一是构图极其庄重、宏大、优美,可谓美轮美奂,说处处经典并非为过,具有过目难忘的审美力量。二是全景、远景和特写镜头的大量交替使用,彰显了史诗般影片的博大视野。三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的象征、暗喻性(空镜头)等镜头的多处妙用,是该片成功的主要表现手段之一。如表现日瓦戈医生去玉里亭图书馆时的心境,影片运用户上冰凌花的淡出(冷),遍地黄花(暖)的淡入等画面展现时令、心情、空间的转换,暗示主人公的复杂心境,颇显委婉、细腻、浪漫。除此之外,影片恢宏壮美的画面和凄婉动人的主题音乐贯穿其中,无不体现了古典主义美的多种元素。这与《色•戒》黑暗而压抑的中小镜头的堆砌来说,前者的博大和丰富同后者的零碎与凌乱等结构与表现手法的对比是明显的。
　　电影《色•戒》其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给观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化思潮,到上世纪70至80年代发展到了高峰。它“致力于打破传统的审美规范,注重用世俗化、大众化的眼光,无所顾忌地表现人性及人生的本原面貌”,[3]562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法国哲学家让―弗•利奥塔说:“后现代即是那种在表现自身时将见不得人的卑微性也展示出来的东西。” [4]120两部影片用不同的性爱画面来向观众诠释片中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历程,而《色•戒》的性画面之多,暴露之大胆,挑战性可谓空前,以致在北美地区被定为“NC17”级作限制观看,到后来国内禁止上映。可见,这是后现代主义在影片中的主导作用。
　　《色•戒》一共展示五场床上戏:第一场是与妓女有染的同学梁润生给处女之身的王佳芝上第一次“性生理启蒙课”,王佳芝紧张、羞怯、不情愿;第二场是梁润生再次给王佳芝上体验课,她在上,梁润生戏谑说,今天觉得你有些反应了;第三场是王佳芝被易先生捆绑、鞭抽,完事后承受着身心双重痛苦的王佳芝嘴上却露出一丝笑意;第四场是各种诡异扭曲的姿态,王佳芝已十分自如,完事后动情地对易说:给我一间公寓;第五场是最赤裸的床戏,无论从体位还是激情,王佳芝已是完全主动(这段戏放映版已全部删除)。“精神分析学派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包括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冲动。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满足,无视社会价值。”[5]五场床上戏的展示,让观众完整地感受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情感演变的心路历程,避免落入给角色贴标签的类型化俗套。王佳芝的本我在第二段床戏中被激发,少女的自我性意识觉醒,继而性快乐的享受初见端倪,即使是在第三场床戏中承受易先生的性虐待后还露出一丝笑意,最后两场就完全沉浸在性快乐的享受中而不能自拔。为满足本我的宣泄,王佳芝被异化成一个泄欲的工具。“性的危险源于性所制造的巨大快感。不论是生理冲动还是美学的占有性的快感都有如痴如醉的效果。人们可能疯狂地追逐这种快感,甚至不惜冒犯既定的社会秩序。”[6]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原本只扮演刺杀汉奸的诱饵,但最后却成了汉奸的精神和肉体大餐。尽管李安精心添加了这五场渐进的戏作为情节的铺垫,但王佳芝反叛的依据仍然显得苍白和令人难以置信。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一切都无所谓真假、善恶和美丑;一切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之别;忽略价值判断,只宣扬存在的意义等理念在影片中得到印证。
　　审美取向的崇高与媚俗――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的选择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影片《日瓦戈医生》与其原著一样已经被几代人奉为经典。同样是表现复杂而深刻的人性主题,即使是床上戏(性爱),该片也没有用裸露的肢体语言来描写人物的心理,倒是含蓄内敛得像中国的道家一样,点到即止。这种含蓄内敛的古典美,透过不同的长、短镜头的转换以及象征暗喻性的画面来得以实现。从导演大卫•里恩这部经典之作中体现了崇高的社会责任。
　　影片《色•戒》大胆地用性画面来推进情节,如前所述的五场床戏既是影片的亮点,也是李安导演精心策划的票房“卖点”。这些细节的创意,招来了很多观众的非议,笔者以为它恰恰体现了李安导演创作的商业机智。也许李安导演的本意是好的,但他“忘记”了中国人的审美传统及审美大忌。中国人一贯以含蓄为美,主张以景写情、以景衬情,即便是描写男女之爱,两情相悦也只能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几道《鹧鸪天》)相反,有着大胆的性描写的作品如古代的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当代贾平凹的《废都》,都曾因带有露骨的性描写遭遇过道德的批判和封杀。
　　“说社会的热点决定文学的热点是一点也不错的,当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人际关系的准则、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紧紧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和精神的东西改变了以后,文学的观念、功能、审美时尚、主题选择、接受方式就没法不改变了。”[7]随着市场时代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所关注的东西越来越多元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文学艺术的创作如此,商家更是如此。导演李安欲二者兼顾,他试图把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情感演变用大量赤裸裸的身体语言(性爱镜头)表达出来,从人性的角度去探索及描写这一爱情悲剧,人们有理由相信除了商业价值这根魔杖在这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就是电影人社会责任的缺失!后现代主义彻底否认传统文艺的美学追求、文化信念和叙事规则,使艺术作品呈现出解构性、消解中躲避崇高、零度叙事、表象拼贴等与大众文化不合流的鲜明特点。因此,影片《日瓦戈医生》的经典性是建立于崇高之上的,而《色•戒》却是建立在媚俗之上的。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谈伦理道德和艺术时所说的那样:“凡是第一流的艺术作品大半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中国第一流的抒情诗都可以为证。它们或是安慰感情,或是启发灵性,或是洗涤胸襟,或是表现对人生的深广的关照。一个人在真正欣赏过它们以后,在与读它们之前,思想气质是不能完全一样的。”[8]548
　　可见,道德影响和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是不容忽视与分割的。
　　自古以来,对人的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是人类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外不少电影人在电影创作中,试图贯穿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使影片彰显人性的深刻思考和丰富的审美意蕴,从而赢得观众。电影《日瓦戈医生》和《色•戒》都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探索,前者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成为电影艺术的不朽经典,后者却引发了电影世界的关注和重大的争议,以致落到四处被封杀的命运。由此可见,无论民族与国度如何、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如何,人类都拥有共同的道德评判标准和审美底线。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创作,凡是片面追求商业价值而忽视社会责任的作品,都不可能成为经世之作,恰恰相反,终将遭到社会道德的批判和唾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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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N].中国时报•人间,1978-11-27.
　　[3] 孟庆枢.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 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徐光兴.中外电影名作心理案例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 南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雷达.文学活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8]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 何洁芳(1966― ),女,广西钦州人,钦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