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行动还有什么 [钱亦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摘要：钱亦石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奠基者。他提出“为培养未来社会的新经济生活的建设者，必须把教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并说“这与杜威所鼓吹的职业教育是有区别的”。他认为，杜威要培养“所谓‘最有效率的职工’，不待言。就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者。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旨趣，却是企图从中养成新经济生活的建设者”。他还强调真正的生产教育，以“工业为主、农业为辅”。即从事机器生产的教育。是“以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条件”。
　　关键词：钱亦石；教育；生产劳动：结合：思想
　　中图分类号：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21-0062-03
　　
　　钱亦石(1889-1938年)，名城，字介盘，湖北咸宁人。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出任湖北省教育厅科员。他曾与陈潭秋一同在武昌高师附小任课，还到董必武等创办的武汉中学担任生理卫生课教员，并组织湖北“新教育社”，出版《湖北新教育》。1921年暑假，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相继去武汉讲学。提倡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不久。湖北职业教育社、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钱亦石为董事之一。1924年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从事土地革命战争的同时；针对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对左翼文化的“围剿”。进行思想和文化斗争。钱亦石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日本，转道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12月，回到上海，从事翻译著作工作。1932年，受聘于上海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主讲《中国外交史》、《现代教育原理》等课程。先后参与编辑或主编《世界知识》、《中华公论》杂志以及《中国的一日》丛书，后编成《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等书。在此期间，和周扬、阳翰笙、夏衍等领导了上海文化界党的秘密组织工作。1936至193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员、苏联之友社党团书记，还与邹韬奋等人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这些组织，团结左翼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列主义。并在学生、职工中开展文化教育运动。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亦石担任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率领30多位作家、艺术家奔赴抗日第一线，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实行军民联合抗战，因积劳成疾，致染疟疾，后患伤寒，人战地医院就医。浦东陷落，乔装脱围，转入上海仁济医院治疗，不幸于1938年1月29日在沪逝世，享年49岁。2月27日，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的挽联上写着“哲人其萎”，表达了对钱亦石深切的悼念之情。
　　钱亦石编写的《现代教育原理》，由上海中华书局作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于1934年12月出版发行。这是继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后，又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比较系统地论述教育学理论的著作，“可以说，杨贤江和钱亦石是中国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原理的两位奠基者”。
　　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写于1933年左右，成书于从苏联学习归来不久，作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联系中国国情建构教育原理。他也认为，“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的。不是清高的。不是中正的，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种工具。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是帮助人类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他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认定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就产生什么样的教育原理，在中国未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以前，中国的教育原理应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为两大基石；并创造性地运用普遍联系的原理。分析了生物学、社会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提出“教育不是孤立的范围，而是全部问题中的一条枝干”，应该把辩证的宇宙观看作全部教育原理的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现代”的，钱亦石正是“想用现代一词，表明其指导思想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一、“养成新经济生活的建设者”
　　
　　钱亦石建立的教育原理体系分四个部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教育原理的三个理论基础――生物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哲学基础；教育的三种形态――政治教育、生产教育和文化教育；教育在人类发展征途中的作用等，全书贯穿了阶级分析的立场与方法。钱亦石在书中引用了杨贤江《新教育大纲》中，对教育为上层阶级所垄断的一段话，与杜威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访问时谈到这一问题进行比较印证。杨贤江说：
　　在原始社会，教育是全人类都得享受、也是都当享受的。到了社会分成阶级。于是教育也带上了阶级的色彩。在支配阶级方面，有俨然的教育制度，有厘然的教育规则，有专供本阶级适用的教育材料。至于被支配阶级，不是全摈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便被施以欺骗的教育。
　　杜威也承认“学校遂成为闲暇阶级之独占品”：
　　全体社会生活显示出闲暇阶级与工作阶级之分隔：一方面系享有特权无须工作者。一方面为终生从事工作而无须受学校教育者。在普及教育未实现以前，只有在社会上与经济上占优越地位者能得着教育之机会，而中等阶级以下者则否。此种阶级之区别，系社会上显著的事实。虽在现今，一般能受充足的教育者仍多属富裕家庭之子女，而劳动阶级之儿童，早年即迫于经济限制，不得不离开学校，偶有学得‘读’、‘写’、‘算’之基本知识，已为难能可贵。由此，学校遂成为闲暇阶级之独占品。
　　钱亦石在引证了以上的说法后认为：
　　上面两段话，大致相同可见，现代教育不是全人类的工具，也许是公开的‘秘密’吧!不过杜威在说到“劳动阶级之儿童……偶有学得‘读’、‘写’、‘算’之基本知识”时。忘记了一点。就是这种基本知识的获得。并不是为劳动阶级本身的利益，而是替闲暇阶级培养可受剥削的工人。同样，一般鼓吹“国民教育”、“普及教育”的人，表面似乎为全人类着想，其实无非利用教育为工具以迷惑被压迫者的意识，使其俯首贴耳，不扰害现代制度而已。
　　他认为这“两段话大致相同”，但教育的目的却有根本的区别，一个是“养成新经济生活的建设者”，另一个则是“替闲暇阶级培养可受剥削的工人”：一个是把教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另一个则是“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来”。
　　钱亦石认为，“社会是生产的有机体，‘劳动’联系是社会的基本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教育，必须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Organisrn of produc―tion)。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联系，即是社会的基本联系”。他还说，“如果承认社会是生产的有机体，承认‘劳动’联系是社会的基本联系，凭这个观点来谈教 育，当然要得到教育与劳动结合的结论。”他还认为，“这与杜威所鼓吹的职业教育是有区别的”。他引用了杜威的说法：“今日急需之改革即在教育上当注意给个人以充分自由，使选得所爱好适任之职业。如是方能造就最有效率的职工”。但他认为。杜威要培养“所谓‘最有效率的职工’，不待言。就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者。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旨趣。却是企图从中养成新经济生活的建设者。”钱亦石强调，为培养未来社会的新经济生活的建设者，必须把教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是唯一的方法。然后又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
　　从工厂制度上，产生将来教育的萌芽。在将来的社会中。某种年龄以上的儿童。将把教育、体育与生产劳动联合起来，但这不但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而且是造成多方面发展的人之唯一方法。
　　
　　二、“真正的教育是从事机器生产的教育”
　　
　　生产教育是一种运用教育方法来培养具有生产技能和意识的人才，以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教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七卷称：“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它发韧于清末民初。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兴盛于三四十年代。在政府官员和众多教育界的人士大力提倡和鼓吹下，曾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民众教育等重要教育思潮一道，共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教育思想界的风骚，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
　　钱亦石从人类教育的起源、社会组织的基础、现代生活的标准三方面，论述了开展生产教育的必要性，而且在分析生产教育之前，全面分析了政治教育、生产教育和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他说：“民族独立本是政治教育的目标，可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生产教育与文化教育的保证”。机器工业本是生产教育的目标，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是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成功的条件。“而在文化教育普及的情形下面，更易充实民族独立的内容，更易促成机器工业的进步”。
　　针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教育思潮，他从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论述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其结论是教育隶属于政治。“总之，从社会结构说，从国家性质说。从历史实例说，只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就是‘教育的政治化’，所以，我们公然宣言――所谓超越生活与政治的学校，不过是欺骗与虚伪而已。”
　　钱亦石在明确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后，用专门一章论述生产教育。首先从四个方面讨论了生产教育发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及其论据，即人类教育起源说――人类教育史的第一章即是生产教育：社会组织基础说――生产教育即与社会组织基础相适合的教育：现代生活标准说――现代生活的标准是从这种生产教育的洪炉中锻炼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提出“脱代机器生产支配一切的时代，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以至整个世界都面貌一新了”的论点，来论证生产教育的产生，这与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的基本理论殊途而同归。他说：
　　我们要使儿童适应现代生活，在教育方面必不可与机器生产绝缘。从机器生产中，不仅可以学习现代技术与科学。并且能养成集体主义的意识、习惯以及纪律，所谓“工厂是现代社会最灵敏的感应板”(Sensitive plate)，确是观察有得之言。“真正的生产教育。则为学校教育之广义化，使教育组织社会化，学校内容生产化学校的形式虽存，而校的实质已变。……生产与教育的统一，即学校与工厂、农场的统一。”换言之，真正的生产教育，即从事机器生产的教育：现代生活的标准是从这种生产教育的洪炉中锻炼出来的。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大工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创始者之一，钱亦石在上世纪30年代初明确提出“从机器生产中学习现代技术与科学”，作为这一结合的重要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是完全一致的。
　　
　　三、“学校工厂化”、“工厂学校化”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钱亦石认为“不独个人失业成为经常的现象，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亦有总崩溃的危机。遇到这样的年头，提倡生产教育来补救，确是‘千该万该”’。“生产教育在中国不是应否推行的问题，而是怎样推行的问题”。当时有一种认识，“中国以农立国，断定生产教育应该把农业列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以农为主、工业为辅，这种意见正确么?钱亦石回答：
　　我是反对这种意见的。驳论见我所写《从经济原则论我国生产教育的总方向》一文。所持的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本有“以农立国”的特征，但这只是闭关以前的事。自从中国的城壁被欧洲大炮似的商品打破以后，时代已经变了，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从前“以农立国”现在却“以农弱国”、“以农亡国”了。……我们的生产教育应该调换方向。把工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我们要提倡“学校工厂化”、“工厂学校化”。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助于生产，才可从亚洲式的国家渐渐变为现代国家，才可从落后的农业经济渐渐向工业经济发展。
　　钱亦石指出：“生产教育以工业为主，并不是轻视农业。恰恰相反，正是准备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改造农业。”他进一步论述：“讨论我国的生产教育，应该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看。什么是资本主义呢?它的任务，不仅是凭藉广泛的政治力力量来扫除封建势力掩护下的残酷剥削与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支配，而且，还要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所以，我国以“工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产教育，不可不以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条件。
　　钱亦石虽然强调，我国以“工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产教育，不可不以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条件：但他紧接着又申明，他的主张并非把分配看成与生产没有关系。他强调，分配并“不可以，由意志的行动来决定”，否则，又走进杜林的迷宫中去了。
　　钱亦石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留学生。从苏联学习归来后，他在《现代教育学原理》一书中，“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比崇仰，而在书中充沛地投射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热情地介绍“在苏联准备实施人类教育的过渡期中，增进了大多数人的知识。孰优孰劣。一望而知。”
　　时间已经跨越了大半个世纪，“苏联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的相当一部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所进行的英勇的实验、荒唐、恐怖、富有魅力与终未成功；个中的教训，爱爱仇仇，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在史册上。警戒着并且丰富着人类文明。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但就是在当时，钱亦石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时，仍然反映出所受中国流行的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相对来说，他并不是盲目地“左”的思想的崇敬者，在批判“教育救国”论中，也找不出他对职业教育的点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