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大嘴巴]苏东坡的诗词全集

　　 俗话说：祸从口出。乱说话，不仅会得罪人，严重时，甚至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古代没管好自己嘴的人比比皆是，为此掉脑袋的也不少，比如说杨修、孔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也因他那张大嘴巴吃了不少苦，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可以这样说，苏东坡的一生，荣耀与成功、失意与悲哀，都直接取决于他那张相声演员一样的嘴巴。
　　 当年父子三人自信满满地进京考试，苏东坡靠着杜撰的典故蒙住了文坛领袖欧阳修，事后欧公问起来，他一句潇洒不羁的“想当然耳”迅速征服了京城文人，建立起强大的舆论基础，由此声名鹊起。嘉�六年（1061），苏东坡中了制科，被授予职务，到陕西凤翔府去上班。这一年苏东坡26岁，前途一片大好，不经意间就隐约流露出少年得志的情绪。
　　 苏东坡所获的是最高等级的制科，全名“方正贤良直言极谏”，有个新同事为了和文坛新秀搞好关系，常称他为“苏贤良”。这本是小事一桩，但是却惹毛了顶头上司陈公弼。老陈把那位同事叫来，呵斥一顿，接着大手一挥，该同事屁股上就挨了板子，这是在打苏东坡的脸。年轻的苏东坡顿时觉得自己很可怜，一代文学奇才，却被这个庸吏恣意凌辱，简直是有辱斯文。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公弼大约也看出了苏东坡是有两把刷子的，江湖传言皇帝很喜欢他，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也就慢慢变了态度。
　　 终于，苏东坡等来了一个报复的机会。陈公弼附庸风雅改造环境，建了一座“凌虚台”，让苏东坡题字，苏东坡忙不迭应承下来，一篇有着苏东坡典型风格的《凌虚台记》横空出世了。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深刻意义，牢骚味儿十足。大意是说，首长慧眼如电，选地方建造了这个厉害的台子，登高远望，心里十分地爽。但是，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兴衰成败，瞬息万变，谁也说不准，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台子总有一天会土崩瓦解、消失无踪。既然事物如此，人事更是如此了，忽来忽往，白云苍狗一样。所以，我苏东坡的结论是：某些人借助一些东西来夸耀自己的虚荣心，简直太幼稚了！真正的牛人有恃无恐，哪会在乎这个破台子的存亡！
　　 陈公弼初看到这篇文章，头发刷一下竖了起来。我台子刚建好，你就大侃特侃它有一天会坍塌破败，这无异于满月咒孩子死，甚为恶毒。至于结尾部分，又说人事变幻无常，暗示有一天你苏东坡会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还强调你自己是“有足恃者”，不同于我这种依靠一个台子满足虚荣心的庸人……陈公弼为官多年，城府没那么浅薄，他思忖再三，还是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刻碑留念。他也许意识到，这个人还是不要惹为妙，此人文章势必流传千古，要是一不留神，就会被丑化。
　　 这一次苏东坡算是运气好，陈公弼没和他记仇，但他嘴巴的力量可以窥见一斑。
　　 后来，苏东坡从凤翔回到京城后不久，就去了风景如画的杭州，当了通判。杭州生活给苏东坡留下的印象，可以从他自己的描述中看出来，可谓“酒食地狱”，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喝酒、狎妓、划船，或者在山寺与高僧闲谈。而此时朝廷里正是一片刀光剑影，王安石大刀阔斧地进行着改革，所以从精神上来说，苏东坡有一点点的落寞，感觉距离自己的宰相梦越来越远了。终于，他决定离开这里，给朝廷写了一封信，申请到山东密州去工作。
　　 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苏东坡还给时任宰相的韩绛写了一封贺信，一顿胡吹乱拍，像在提前给韩绛写墓志铭那样，凶狠夸奖。可惜韩绛一切遵照王安石的指示来办，对苏东坡的示好并没什么特别反应。苏东坡的申请被朝廷批准，顺利成为密州太守。当了密州太守之后，又移官徐州。苏东坡在徐州的生活，本来应该是杭州生活的翻版，却因为两件事变得波澜起伏起来。第一件事是黄河发大水了，苏东坡带着全城人民抗洪救灾，在城里挖壕筑堤，有段时间吃住都在城墙上，终于把洪水挡在了徐州城外。这大约是文人苏东坡在为官生涯中最壮怀激烈的一段了，此事经过适当渲染和宣传之后，就变得更加具有典型性。他特意建造了一座“黄楼”以示纪念，朝廷也发了一个奖状给他。除此之外，他还是那样喜欢玩乐。
　　 玩乐归玩乐，那些由苏东坡的大嘴不经意间播下的稍嫌苦涩的种子，不久后就发芽了。 有个叫李定的青年早年跟着王安石混，母亲去世后，他没有按照规矩丁忧，引起了朝野喧哗，苏东坡就借机狠夸一位孝子来讽刺他。这一年，李定的儿子路过徐州，前来拜见苏东坡，苏东坡按照常理设宴招待。可是李定的儿子是个愣头青，根本不晓得自己父亲和眼前这位苏叔叔的江湖恩怨，让苏东坡给他写一份“荐墨”，也就是推荐信。苏东坡没有当面拒绝，但也不写，就拖着。
　　 某天和李定的儿子闲聊，问他：“听说人中长一寸，就长百年寿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小李说：“我也不知道，没听过这个。”苏东坡哈哈大笑，旋即又若有所思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彭祖活了八百岁，人中岂不是要八寸，好一个‘呆长汉’！”看着苏东坡欢快的笑容，小李明白这是在讽刺自己不知深浅。苏东坡经常和人开玩笑，以此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但这一次他失算了，李定是他的敌人，并且是个严肃的敌人，此人有仇必报。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调任湖州，也就是在这里，他的倒霉日子拉开了序幕，以前所种下的种种恶果，竹笋般一夜之间长起很高。事情的肇始，来自于一份官方文件。苏东坡到湖州后，按照规定，不管是升是降，都应该给皇帝写一份上表，表示决心和感谢。问题是，苏东坡又犯了老毛病，他在这封《湖州谢上表》里自作聪明地暗讽别人。他以为这样，别人就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他实在是太低估政治家的能力了。
　　 在这份谢表中，苏东坡感谢皇帝不嫌自己性子顽鄙：“您知道我很愚蠢，不能与时俱进，和那些新进的家伙共事；但又发现我比较老实，不会惹是生非，就派我来做个地方小官……” 这段话的问题在于，苏东坡其实是变着法子表示自己的刚直不阿，不仅不和那些刚刚红起来的权贵们同流合污，而且还要和那些“惹是生非”的人划清界限。
　　 这就惹怒了那些“新进”，为首的就是他的故人李定。李定时任御史中丞，掌管着朝廷舆论机关。要知道，此时围绕在神宗身边的一帮年轻小子，早就对苏东坡的牢骚有所不满，觉得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徒有虚名，一直对变法派不阴不阳的，是时候收拾他了。当然了，这是宏观政治因素，属于不可抗拒的，是历史的必然；从私人恩怨角度来说，是因为李定现在掌握了主动权，这是偶然因素。“乌台诗案”就此开始。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个名字挺有意思，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御史台院里种满了柏树，引来了很多乌鸦安居，每天叽哩呱啦叫声一片，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乌台”，这同时也隐约影射了在这个院里工作的人都是乌鸦嘴，他们一开口，就有人要倒霉。
　　 第一只“乌鸦”叫何正臣，此人九岁就赐进士出身，后来又靠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状元，在他的那个圈子里，他也是个极为拉风的人物。何正臣给神宗上书，直接定了苏东坡的罪：“苏东坡自以为聪明，喜欢愚弄朝廷，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但凡有什么水旱自然灾害，他就要归咎于新法，现在写的这个湖州上表，更是肆意诋诮，很明显是讽刺战斗在变法第一线的同志们，如果此人不公开从重处理，新法就完蛋了！”新法是绝对不容动摇的！由此，神宗对苏东坡的态度就动摇了。
　　 第二个炮手叫舒�。舒�也不是一般人物，据说是个状元公，当然对苏东坡的牛哄哄文章也有点不服不满。舒�的上书就比何正臣要具体多了，列举出苏东坡的具体罪状，报告神宗说：“近来苏东坡写了个谢上表，讽刺时政的意味很浓，庸俗浅陋之徒都在传诵，要么镂版出版发行，要么刻石立碑，到处传播一气，影响极为恶劣。”结论是：就苏东坡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当公务员！
　　 两位小弟出手之后，紧接着，御史台的一把手，幕后黑老大李定一锤定音，给了致命性的一击。如果说前面两个人分别是从政治和思想上抨击苏东坡的话，那么李定的文章则是总结性地、全方位地“揭露”苏东坡的“丑陋嘴脸”。李定说：“苏东坡这家伙，本来没啥本事，偶然考中了‘异科’，尾巴就翘到了天上，一直沮毁朝政，皇帝都没管他。但他越来越嚣张，不骂朝廷不开口，每天不说一些狂悖之语就会肚子疼。他读书不少，却不知道尊重领导，反而‘肆其愤心，公为诋訾’……陛下执政，他因为怨恨自己不被重用，更是到处抨击，伤教乱俗，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吗？”
　　 神宗的情绪从怀疑、不满，终于演变成了愤怒，他大手一挥，道：“那就把苏东坡先捉回来再说！”此时在湖州的苏东坡还过着优哉游哉的小日子，他的人生主题还是和尚、名妓与文友。彼时一个文友刚死，苏东坡伤心得伤肝摧胆，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莫名其妙的灾难，如同一只饥饿的老鹰，正在头顶盘旋。
　　 追捕者皇甫遵到湖州时，苏东坡正请假在家。于是，苏东坡被押解上路…… 从湖州到京城，这一路很梦幻，据说苏东坡好几次想要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入狱之后，审问进行得很顺利，苏东坡不用人拷打，几十年的诗文都在脑袋里，招出了很多“黑材料”。这一类文字，说严重也不严重，说没事，也没那么简单。这里重点要提的，是一首特别的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这是一首很普通的托物言志诗，描绘了一棵在塔前凛然挺立、刚直不阿的桧树，谁都不惧谁都不怕，活得自由自在，它的树根深深扎在地底下，一般人都不了解，只有地底下的蛰龙才明白。所谓“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苏东坡这是在自比，世间难得知音，自己只好卓越而寂寞着。
　　 李定审问苏东坡，就把这首诗拿出来了：别的反动文字咱先不说，你这诗里头有个“龙”字，你不问天上之龙，也就是现在的天子，却钻到地底下问什么“蛰龙”，这是不是有点反动，你怎么解释？苏东坡在危急情况下，脑子当然转得极快，当即引用了王安石的一篇旧作《龙泉寺石井诗》，辩解道：“昔年王丞相去信州，也写过‘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感慨说天下苍生正需要雨，这条龙却躲在这里度假，不好好干活。你要问的话，我这条‘蛰龙’，就是王丞相的那条龙。”
　　 这一招“移花接木”很厉害，堪称乾坤大挪移，把王安石牵扯进来了，要定罪就一起来吧。王安石的分量李定自然很清楚，变法的祖宗、神宗的老师，任谁都不能动他一根汗毛，李定只好悻悻起身离去。这一次，机智和口才算是救了苏东坡一命。
　　 苏东坡是个名人，在娱乐明星地位低下的年代里，除了皇帝，我们还能拿谁当偶像呢？于是，他的被捕就在朝野刮起了一股风，小道消息漫天飞舞，大家每天见面都要交换一下情报，打听最近苏东坡是什么状况。
　　 据说，苏东坡临入狱前，心情极为沉重，就跟随行的儿子苏迈约好，平时送饭只送肉和菜，一旦高层做出处决的命令，就送鱼来，好让自己有个思想准备，留下写遗嘱的时间。结果有一天，鱼来了，还是腌制的鱼！原来是家人在京城待久后，弹尽粮绝，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就去陈留“化缘”，寻求经济帮助去了。临出发前，苏辙交代一个亲戚替自己送饭，但是忘记交代了“鱼暗号”，这就有了误会。
　　 苏东坡呆呆地看着鱼，半生前尘往事一一浮上心头，难道这一生就要了结在此处了么？不行！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于是写了诗，托人悄悄交给弟弟苏辙。苏辙收信一看，除了抒发“与君世世为兄弟”的亲情，还有极为主旋律的“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的感慨。他知道哥哥的意思，就把此信退了回去。监狱方面一看，这是政治犯的作品，按规定必须上缴，于是神宗皇帝看到了苏东坡的表白。与此同时进行的，是王安石等人的营救。在这些因素综合交织下，苏东坡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涯。
　　 “乌台诗案”对苏东坡的人生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变得谨小慎微，不复往日的潇洒不羁。最重要的是，此后苏东坡人格中最为宝贵的一面被发掘出来了，他变得愈加达观，在无论如何恶劣的环境下，都保持了精神的富足和娱乐的精神。
　　 苏东坡到黄州后，职务是“黄州团练副使”，官小不说，还“不得签署公事”，属于坐冷板凳的被处理官员。但好歹还是国家公务员，到任后照例得写一封感恩戴德的谢表。这一次苏东坡可不敢耍嘴皮子了，变得异常老实，说自己“无官可削，抚己知危”。神宗拿到这谢表后露出笑容。降服了这个文坛螃蟹，神宗终于舒坦了。其实这件事还是神宗和苏东坡的个人恩怨，李定和苏东坡的个人恩怨只是一条导火索。神宗要整谁，当然就要动用国家公器，非把你教育到心服口服为止。神宗心里早就有底了，吓唬吓唬苏东坡就算了，给他的大嘴巴带个口罩。
　　 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欢开玩笑，喜欢用反讽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独特看法，是一个具有巨大娱乐潜质的明星文人，他的畅销书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流入朝廷。神宗不是痴呆，难道看不出其中对朝政的隐隐不满？苏东坡这张嘴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他获得了文坛巨匠欧阳修等人的赏识，也赢得了民间前所未有的赞誉和追崇，甚至在神宗驾崩后，还给苏东坡带来了第二次政治生命；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同僚官员和领导层对他的不满，他讽刺朝政，和朋友们开各种不知深浅的玩笑，这一切，都足以抵消掉他的才华所带来的荣耀。这种人如果仅在文坛混混也就罢了，问题是苏东坡一辈子的梦想却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官场是最凶险的地方，他这种人肯定走不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