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国的文化心态] 泱泱大国

　　怀柔天下的大国姿态 　　唐朝建立之初，北有东突厥，西北有西突厥，成为唐之强敌和唐交通西域的障碍。历史注定，这个伟大帝国要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瞩望的强国，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
　　对于突厥，唐采取远交西突厥、近攻东突厥的策略。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唐将李靖统军出征，击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唐朝声威远及异域。这一年，“西北诸藩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意为可汗之上的可汗）”。对于这前古未有之尊号，太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高呼“万岁”。于是太宗接受了这一尊号，对西域各国君王进行了册封。这“天可汗”的称号，不是唐太宗一人的荣耀，而是古代中国前所未有的一种世界大国地位的尊荣。
　　唐灭东突厥后，与西突厥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贞观十四年，唐将侯君集率军取高昌，西突厥畏惧不敢救，唐于高昌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唐军击平龟兹，移安西都护府于此，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唐朝取得了西域控制权。这一年，西突厥五咄陆部与碎叶川西（今中亚楚河）的五弩失毕部内战失利，遣使向唐请降。随着唐朝政治上的日趋稳定、经济上的日趋繁荣和对突厥战争的胜利，唐朝在世界上的威望与日俱增。
　　丝绸之路复通，唐朝发展了与西域、中亚以及更远的南亚、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它的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很快便对当时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到中国去，学习汉文化，成为东亚日本、新罗以及中亚诸国士人的共识；到中国去，获取精美的丝绸从事转手贸易，对于中亚、南亚、波斯的商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唐朝文化开放，各种宗教兼收并蓄，所以世界各地的宗教徒都希望到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于是，国使、留学生、学问僧、商旅纷纷奔波在通向大唐的陆道与海路上，到长安学习政治制度、儒释道、汉语以及唐人的服饰礼仪，把这些带回和传入本国，成为他们的神圣使命。
　　太宗不失“天可汗”的胸襟和风度，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的关系上表现出大国姿态，一边注意吸收外来文明，一边慷慨大度地输出自己的文明。他统治下的唐朝向全世界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进入鼎盛时期。
　　在8世纪下半叶前，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百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大约占到百分之二，如果加上突厥后裔，会达到百分之五左右。在长安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随时可见中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入华译经传教的南亚僧侣、胡族出身而入仕唐朝的朝廷官员或番将、成千上万的太学中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相貌、服饰、语言、习俗不同，但都和长安人一样，共同享受这伟大帝国的繁华。
　　入华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担任官职，可以经商置业，可以带兵打仗，可以娶妻生子（只是不允许将中国妇女带出境外），像今天拿到了美国绿卡的人在美国生活一样，他们在中国，跟中国人一样生活，甚至比今天在美国的外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太宗之后，唐朝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基本上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因此，唐朝诸帝始终享有“天可汗”的地位和美名。
　　玄奘西游：从学习到超越
　　贞观元年（627年）九月的一个深夜，两个人影在离玉门关十余里处的瓠卢河西进，他们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惊动了戍边的兵士。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成功地搭桥越过湍急的河流。前边还有五座烽火台，如果不被发觉，穿越烽火台，就可越过边境，完成这次冒险的“偷渡”。
　　这二人正是唐朝著名高僧玄奘和一位名叫石盘陀的胡人。过河之后，石盘陀再不敢前进，他担心触犯王法而累及家人，于是玄奘一人冒险越境，欲经西域至婆罗门国（今印度）寻求佛法。
　　唐代前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时印度佛教的发展也正达到它的顶峰。自东晋法显陆去海还从印度取经以来，由于中外交通的畅达，为佛教徒的往来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到印度求法的中土僧人不绝于途。
　　在西行求法的众多僧人中，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最杰出贡献的当属玄奘。
　　当时大唐如日东升，正在太宗领导下走向强盛；而玄奘是一位饱学之士，在佛学界已经声名显赫，造诣颇深。那他为什么还要冒险“偷渡”，历尽艰辛去寻求佛法呢？
　　实际上玄奘此举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那就是虚怀若谷的吸纳学习精神。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固步自封，绝不会盲目自大，对于域外文化，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正是一种强势文化的健康心态――学习是为了超越。唐边将严防“偷渡”，并不是封闭国门，拒绝与域外交流，只是因唐与突厥对峙导致边境形势严峻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对于中土来说，是一种新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因此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但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佛教徒对其教义理解不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立志佛学传播的玄奘决心效法法显等人，去印度求取佛经原本，探究佛学底蕴，“以问所惑”。
　　偷越玉门关后，玄奘历尽千辛万险，终于经梵衍那（今阿富汗巴米扬）、迦毕试（今巴基斯坦喀布尔），进入五河流域的健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到了当时的西印度境内。他在跋达罗毗诃罗寺研习佛学三个月，开始了他对佛学中心中印度的巡礼。
　　玄奘以留学生兼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最后在那烂陀寺留学研习五年。在这里，玄奘师从方丈戒贤法师，学习大乘、小乘并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明等，并遍览一切佛教经典，还学习了婆罗门教和梵书。
　　五年后，玄奘进行了第二次周游五天竺（当时印度境内小国林立，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一路遍访各地名师，641年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让他主持那烂陀寺的讲座，给全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玄奘用印度语开讲经义，论述精微，说理晓畅，听者踊跃，名扬全印度。
　　在佛学的家乡讲佛学，岂不是班门弄斧？可玄奘居然把“斧”耍得比人家还精彩。他的留学和讲学活动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在广泛学习大有所获的同时，也完成了超越――既展示了他个人的学术修养和道德学问，又传播了大唐文化。可以说，玄奘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之一。此次讲学之后，玄奘启程回国，带回许多佛像和经论。
　　玄奘归国后，受到唐太宗的极大重视。为了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唐太宗令宰相房玄龄负责玄奘译经的一切所需。
　　玄奘的游学活动加强了中国和印度的联系。玄奘向印度人宣传了大唐文化，推动了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后来戒日王遣使和唐通好，与玄奘所起的搭桥架梁作用有很大关系。玄奘回国以后，仍与印度僧人有书信来往。据说他曾把印度久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译汉为梵，此外他还奉太宗之命，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去。玄奘的译经传教，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日本和韩国的僧侣也纷纷投到玄奘门下。
　　鉴真东渡：慷慨大度的施与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僧人荣毅、普照至广陵郡（今扬州），邀请大明寺高僧鉴真东渡。鉴真认为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便问众僧谁愿与之同行，众僧皆默然不应。祥彦回答：“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鉴真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受他感染，祥彦等21人表示愿意随他东渡。时年鉴真55岁，与玄奘出国不同，他是作为导师受到邀请而去的。
　　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流行，日本急需懂得佛教戒规、主持僧尼出家受戒的学问僧。因此，日本朝廷派人到唐朝聘请德高望重的律学高僧赴日。鉴真面对日本所请，毅然不顾风波浪险，决心东渡，代表了历代中国人对邻邦和异域慷慨施与的豁达和大度。
　　然而，鉴真等人的东渡之行却极不顺利。第一次由于同行之人内部矛盾和“海贼”活动，淮南采访使取消了造船和备办干粮的计划，未能成行。此后，从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到天宝九载，鉴真一行先后又进行了四次尝试，但均告失败。特别是最后一次，船遇大风，漂流到南海，因南方炎热潮湿，鉴真患眼疾不愈，遂致双目失明。
　　天宝十二载，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请玄宗派鉴真和弟子五人到日本传戒，玄宗想把道教传入日本，于是要求使臣同时邀道士东渡，可当时日本统治者不奉道教，使臣颇感为难，就建议留人在唐学道士法，但也不便再奏请鉴真等人东渡。日本人求学心切，藤原清河向鉴真表示：“愿和尚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鉴真听后，不顾双目失明和众人善意劝诫，执意搭乘日本副使第二舶东渡。当年十二月二十日，抵达九州南部萨摩国，日本朝廷遣使迎接慰劳。第二年至首都平城京（今奈良），住东大寺。经过10余年的努力，鉴真终于实现了东渡的愿望，时年67岁。鉴真在日本生活了近10年，于763年五月圆寂，埋骨于海东。
　　鉴真所学以律宗为主，他在东大寺立坛授戒，后又建立唐招提寺，作为传戒的中心，日本律宗从此建立。他的弟子如宝等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律师”。鉴真东渡时还带去一部分天台宗、密宗的著作，他和他的弟子也讲授过天台宗经典，日本天台宗、真言宗的开创也与鉴真有关。当时日本寺院中所用经典，大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凭口耳相承传袭下来，讹误较多，受日本朝廷委托，鉴真对这些经卷一一加以订正。
　　鉴真又是一位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学者，他对日本文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随同鉴真东渡的共有24人，鉴真和他的弟子不仅传授戒律，还把中国的建筑和雕塑艺术介绍到日本。唐招提寺的殿堂是鉴真和他的弟子们设计、指挥建成的，其中的佛像有的是鉴真从中国带去，有的是到日本后雕造。鉴真还带去了干漆夹�像雕塑技术，唐招提寺的木雕群是日本雕刻史的起点。鉴真赴日时携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法帖，这在中国已属难见之国宝，在日本极受珍视，孝谦天皇在东大寺大佛前造大献物帐，把二王真迹献给大佛。鉴真的弟子中也有长于二王书法的，后来日本书坛流行王字，与此有极大关系。鉴真还精于药物学，并通晓医道。因此，他长期被日本药商奉为始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鉴上人秘方》一卷，是他对日本医学的贡献。
　　伟大的文化使者鉴真大师的东渡，体现了盛唐时代中国人慷慨无私的精神风貌和伟大气魄。日本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以鉴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使者也不辞艰辛东渡扶桑，传播中国文化，这些都大大提升了日本国的社会文化水平。不仅日本，当时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韩国、越南都在文化上受益于大唐文化的滋补和沾溉，并因此促使本国本民族社会文化长足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始终以赞助邻邦为己任，站在文化的高峰，无私地对周边国家和民族施以援手。
　　但是，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国未必事事高于别人，唐之所以成为强国，正在于它博采众长，从异质文化中获取有益的营养，壮大了自己，正所谓大海不择细流，高山不拒�土。而作为强国的主人，吸纳异质文化之长，需要一种态度和心胸，那就是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和大胆的“拿来”精神。这种虚心正是强大的表现，学习是途径，超越是目的。
　　正如鲁迅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个民族的强盛，一种文化的发达，是把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作为宝贵遗产加以吸纳和继承的，封闭和排外只能造成徘徊不前甚至倒退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