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首佚诗看臧克家对新诗格律形式的探求|景芝臧克家诗

　　内容摘要：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受新月派新格律诗学影响很深。本文发掘出被臧克家有意遮蔽的佚诗4首，它们对格律形式的刻意追求，进一步印证了他早期与新月派之间的渊源关系，对深入研究臧克家的新格律诗学及新月诗派新格律诗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臧克家 佚诗 形式 新格律诗学
　　
　　杜雪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外国文学研究》编辑、《世界文学评论》编辑。在臧克家的文学生涯中，闻一多是一关键性人物。在山东青岛大学读书时，臧克家是闻一多的学生，深受其新格律诗学的影响。他的成名诗集《烙印》，在诗歌形式上,就与闻一多的诗学主张非常一致。例如广为人知的《老马》,全诗共两节,每节四句,每两句韵脚相同,每句字数基本相等，体现了对格律诗形式艺术的重视与追求。笔者在阅读民国期刊杭州《西湖文苑》月刊时，在上面不经意间发现发现三首佚诗，皆署名“臧克家”，它们分别是：《死了的神秘》，载该刊1933年第1卷第2期；《鲜亮的影》，载该刊1933年第1卷第3期；《两个心》，载该刊1933年第1卷第5期。三首诗，其中两首，外在形式非常整饬，与《烙印》诗集中的诗歌，在形式上相似，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臧克家早期对新格律诗形式艺术的辛苦探索。诗不长，录如下：
　　两个心/臧克家
　　深冬村山的古夜中，
　　我曾留下一个�爽的心，
　　一遍，一遍，数不断的鸡鸣，
　　听不尽的寒更，一声又一声，
　　咒着灰暗的窗纸，
　　盼望那迟来的天明。
　　
　　于今，一条病躯反侧在都市的长夜里，
　　抽不断的幽思，模糊了悲欢的分际，
　　工厂的汽笛，晓角的清吹，
　　惊回了有如隔世的心，
　　隔片玻璃我向疏星淡月祈祷：
　　再缠绵一回儿，我愿永远不再来明天。
　　（十，一九三二。）
　　（原刊《西湖文苑》1933年第1卷第5期）
　　死了的神秘/臧克家
　　一样是裙边的旋风，
　　却再卷不来前日的神秘，
　　不扣也会响的爱的金钟，
　　也哑了动心的叮咚。
　　
　　时间打通了两个心，
　　可是带走了另一件珍宝；
　　期望在梦里的一只影子，
　　永站在醒的眼前了。
　　（十一，一九三二。）
　　（原刊《西湖文苑》1933年第1卷第2期）
　　鲜亮的影/臧克家
　　上帝给了个富丽的青春，
　　叫全个宇宙来称我的欢心，
　　那时还分不清美恶的面貌，
　　不曾把这引作骄傲。
　　
　　上帝又给了个清醒的回忆，
　　在我这样可怜的今日，
　　心是一面黝黑的古井，
　　空虚中翻腾着鲜亮的影。
　　（一九三三年青岛。）
　　（原刊《西湖文苑》1933年第1卷第3期）
　　从诗的结尾所署时间“一九三三年青岛”可看出，这几首诗写于1933年，地点是青岛。这时臧克家28岁，正在山东青岛的青岛大学读书。这些诗的写作与《烙印》诸诗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与诗集《烙印》中的诗大致相同，深受其师闻一多新格律诗学主张的影响。所以这几首佚诗就深深打上了新月派新格律诗歌的“烙印”。其中的《鲜亮的影》与《死了的神秘》，都是分为两段，两段之间在内容上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对偶关系。每段四行，每行字数大体一致而略有变化。行与行之间顿数相同，皆为四顿。行末押韵，两行一换韵。精致的形式，反映了臧克家新格律诗艺术上的成熟。由此可看出，这些诗在艺术追求上与《烙印》完全一致，甚至在形式的讲究以及形式与内容的配合上超过了它。《烙印》诸诗，用有点刻板的新格律诗形式表现“神女”“炭鬼”“当炉女”这样的人物与题材，总让人感到有点别扭，就连臧克家自己都觉得“过分的拘谨”。相比起来，《西湖文苑》上的这些诗，在形式与内容的配合上则显得天衣无缝，无“过分拘谨”之弊。
　　外在形式之外，内容上这几首诗与新月派表现自我内在世界的艺术倾向也非常一致。这些诗，或写诗人在乡村与都市暗夜中的不同心境，或写得到爱情后的失落，或写青春、爱情的流逝之痛，表现了诗人的主观情感世界和青春期内在的生命体验。它们呈现的是和《老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自我”的世界，充溢其中的是黯淡、空虚、悲观的消极情绪，从中看不到丝毫的“坚韧”与积极。在这些诗里，“社会”没有了，“现实”不见了，更看不到底层小人物艰辛生活的踪影。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病躯反侧在都市的长夜里”，是“不扣也会响的爱的金钟”，是“心是一面黝黑的古井，空虚中翻腾着鲜亮的影。”乍读之下，会觉得这些诗不可能是出自诗歌《老马》的作者之手。在表现手法上，这些诗颇为接近现代诗派，追求情感表达的曲折与含蓄，以及意境的朦胧。
　　艺术上如此成熟的三首诗为什么没有被臧克家收入其个人诗集《烙印》呢？是无意疏漏，还是有意不收？仔细阅读臧克家自编诗集《烙印》会发现，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臧克家收入《烙印》中的诗，大多在题材和思想倾向上与《老马》为同一系列，只是偶尔收入几首表现个人主观情绪的诗，如《别》、《失眠》。两类诗数量的悬殊，说明了诗人对自己诗歌的评价与选择，从中也可看出诗人对自我形象的有意塑造。臧克家自己也曾说过《烙印》是“几年中作品汰选的结果”。《西湖文苑》上的三首诗应该就在他所说的受到淘汰的作品之列。
　　《烙印》经过诗人“汰选”出版后，以其对底层人物的表现与独特的风格吸引了广大读者，得到诸多名家赞誉。闻一多作序，茅盾、老舍著文，一致给予高度评价，一时间影响甚大，甚至有人称其诗为“臧克家体”或“《烙印》体”。很快，诗集在刚刚出版的第二年，便由开明书店再版。这更坚定了臧克家对其诗歌路向的选择。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诗人越来越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社会，后一类表现个人主观情感的诗歌几乎绝迹，正如其《投生》一诗所说：“大时代的呼吸，/吹碎了天下人的家乡；/拒绝了你的旧情，/它正向暴风雨中投生！”就这样，《西湖文苑》上的三首诗，因其与《老马》系列诗歌的异质性而被诗人有意遗忘与遮蔽，沉入历史底部。
　　现代文学史家把臧克家描述为积极坚韧、一心关注现实的“农民诗人”“泥土诗人”。“当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唱着‘对于天的怀乡病’时，臧克家始终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这是现代文学史对诗人臧克家所作的很有代表性的评价与描述。这种评断当然没错。不过，上述判断只是建立在其早期代表作之上。如果检视一下臧克家早期创作的其他诗歌，会发现诗人在底层人物系列诗歌之外，还写了一些表现个体主观生命体验的诗歌。信奉与宣扬“坚韧主义”人生哲学的诗人同样有着“对于天的怀乡病”，有着对青春与爱情的歌唱与哀伤，只是由于诗人把一些比较明显的“病诗”剔除于其自编诗集之外，诗人的这一面被有意遮蔽了，不易为读者发现而已。而且，通过《西湖文苑》上的这几首诗，研究者能够更清晰到看到臧克家早期诗作从内容到形式各方面所受新月派的深刻影响。
　　在《西湖文苑》之外，笔者还在1938年上海《大时代》半月刊第1卷第3期发现一首诗，题为《鞭梢上的人们》，署名“臧克家”。这首诗不见于《臧克家全集》，也是一首集外佚诗。现把原诗抄录如下：
　　鞭梢上的人们/臧克家
　　二月天杨柳撒开了绿鞭，
　　鞭梢上挂搭着一串脊梁，
　　饥火销尽了一身的骨肉，
　　看来是那么没有分量。
　　
　　柳梢一阵刷刷的响，
　　像蚕堆里撒一把嫩桑，
　　饿荒了树叶也可以当饭，
　　把一个青春剥成了冬天！
　　
　　饥火销尽了骨肉，
　　青春剥成了冬天，
　　这反常的变态，
　　怎不令人心寒�哀！
　　（原刊《大时代》1938年第1卷第3期）
　　该诗十二行，分三段，每段四行。段内行与行之间大致整齐，顿数相同。第一段与第二段每行皆分为四顿，第三段分为三顿。第一段第一与第三行押韵，第二段第一与第二行押韵，第三段第三行与第四行押韵。韵随意转，如第四段所押韵脚在音色上比较低沉，与诗人的主观情绪非常吻合。这些地方都说明了诗人对诗歌格律形式艺术的追求与探索。
　　这样一首形式艺术成熟完整的诗歌，为什么没有被诗人收集呢？这应该与该诗表现的内容有一定关系。
　　抗战开始后，臧克家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宣扬抗战。与这些诗歌不同，该诗通过对二月天饥民们采食柳树树叶的描写，表现了中国农民战时严重的饥饿与贫困。臧克家1942年写有一首诗《饥馑》，表现的同样是饥饿题材，而且，所选题材在细节上与《鞭梢上的人们》完全相同，都是写饥民饥不择食后上树吃柳树叶。因此，《饥馑》可看做是对《鞭梢上的人们》一诗的改写。改写集中体现在对饥饿现象的不同处理：《鞭梢上的人们》一诗，面对严重饥馑所带来的“反常的变态”，诗人直抒其感：“怎不令人心寒�哀！”而《饥馑》则把饥馑的现实限定在“沦陷了的土地上”，并把饥馑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敌人把饥馑/带给了中国的农民。”很明显，《鞭梢上的人们》客观表现了抗战时中国农民饥饿的悲惨现实，从中可看出诗人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而《饥馑》则通过把饥馑现象限定于沦陷区，从而批判了“敌人”即日本侵略者，改写后，诗歌宣传抗战的意识形态性大为增强。诗人对《鞭梢上的人们》一诗的改写，说明他自己也认识到该诗在抗战期间所具有的异质性――它不是“抗战诗”，而是“暴露诗”；它不但与抗战无关，而且矛头直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从此角度讲，被改写的《鞭梢上的人们》因其无关抗战、暴露现实的异质性，注定要成为一首集外佚诗。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新格律诗学”（2007CWX007）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08CZW028）的阶段性成果。
　　
　　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