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忏悔]梅贻琦为什么去台湾

　　今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作为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胡适的专业领域是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经济问题有所涉及。作为思想型的学者，胡适的经济观点具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公开表示的一次忏悔，值得从学术角度加以探讨。梳理胡适的经济思想及其转变，有助于人们思考中国现代意味深长的理论现象。
　　一
　　在1954年3月的一次讲演中，胡适郑重其事地表示：“《胡适文存》第三集的开头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那篇文章是我在民国十五年的一篇讲演录……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1]众所周知，胡适在哲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崇尚个人价值，在经济上应该赞成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但在胡适的早期思想中，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
　　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指出：“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但“近世道德宗教”“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化”。[2]他强调：“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3]
　　何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胡适从经济角度进行了说明：“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歧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4]
　　把个人主义的流弊与资本主义的痛苦联系起来，认为自由竞争无法实现西方文明的目标，主张由国家的力量和工人的团结取而代之，这些对19世纪西方文明的理解，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许多人的共识。如孙中山在阐述他的民生主义时说：“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社会组织之不善，虽限于天演，而改良社会之组织，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乎？社会主义之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5]李大钊这样宣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到来：“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6]胡适的判断显然也受此影响。
　　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他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上。1922年，胡适主张为王莽翻案。他认为：“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7]胡适指出：王莽实行“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此政策即‘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当日施行时自然有大困难”。[8]后来又设“六莞之令”，“这些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并兼’。但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9]。胡适还说：从王莽关于推行“五均六莞”的诏令，“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意。六莞都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势必不能；若让少数富家毫民去做，贫民必致受他们的剥削。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10]。
　　在这篇文章中，身为历史学家的胡适，频频使用当时最为流行的经济学术语来解释王莽的政策，如土地国有、均产、国家社会主义、大计划、干涉政策、公共用具，等等。把王莽一班人定位于社会主义者，现在看起来明显不妥，但联系到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思潮，这些文字反映出胡适对新思想既敏感又勇于接受，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尚未深入。
　　二
　　进入30年代后，胡适的经济思想有所变化。一方面，他在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不再一味肯定国家的干预政策；另一方面，他在发表对人类文明的看法时日益强调个性、自由的价值。
　　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写于1929至1930年间。在第七章第四节中，他比较了董仲舒和司马迁。胡适把董仲舒的理论归入干涉论，说他的限田论“是他的‘调均’政策的一种。均即是均平，即是均贫富。儒者也知道人的材力不平等，但他们总想用人力去使他们比较平等，总想用‘度制’做到‘调均’的社会”[11]。对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理论，胡适评价很高：“司马迁是受道家的自然无为主义的影响很深的，故他对于那贫富不均的社会并不觉得有干涉的必要。在他眼里，商人阶级的起来，不过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12]“这不但是自然的现象，并且是很有益于社会的。社会国家都少不得商人，商人阶级是供给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几句简单的话，使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达是由于汉帝国初期的开放政策。政府尽管挫辱商人，不准商人乘车衣丝，但只要免除关市的苛捐杂税，只要开放山泽之利，商业自然会发达的。商业的发达能使交易之物各得其所欲，这正是商人流通有无的大功用”[13]。“这都是承认营利致富是智能的报酬，不是傥来之物。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太史公不像董仲舒那样‘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而偏爱高谈天下经济问题的人，他少年时便出门游历，足迹遍于四方，故能有这样特殊的平恕的见解。”[14]“司马迁既认那农工虞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故他不主张干涉的政策，不主张重农抑商的政策，也不主张均贫富的社会主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