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政治与身份选择]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好吗

　　晚清民初活跃在文化场域中的南社是我们观察和思考近代文化转型绕不开的一个对象。面对剧烈变化的现代环境、舶来的新型意识形态以及转变中的日常生活，南社知识人如何看待与对待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的塑造，除了文字以外，还诉诸哪些媒介和机制？本文仅从视觉表征与视觉机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讨论。我认为，现代摄影术成为南社人“表演”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的媒介。
　　现代摄影技术在十九世纪晚期传入中国以后，带来了中国人对自我的新的感官体验。从北京的宫廷到上海的妓院，都表现出对照片的强烈热衷。摄影与大众娱乐文化之间形成了丰富的联系，不仅提供了享受景观（spectacle）的乐趣，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行为。但我们并不应该只局限于娱乐文化来看待摄影在中国的影响。南社知识人对于摄影的使用有着多重维度，在不同的情境下建立了摄影与政治、知识传播、私人情感等之间的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关系。摄影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于“真实”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他们介入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方式。
　　也许从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开始，把文人聚会的盛况以及“文采风流”保存下来，流传后世，就成为文人心中一个巨大的渴望。传统的文社集会，只有通过文字记述留下的证明。但对南社人而言，比他们的前辈幸运的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复制时代。摄影术的存在，提供了他们在时间流动中保存住辉煌瞬间的可能。显然，正因为有了摄影，他们超越自己朦胧暧昧的回忆以及充当填补的想象，直接见证“在场”的理想得以实现。摄影似乎意指一种不能被否认的真相。他们个人与群体的“不朽”至少因为摄影的存在而更容易实现了。同时，作为文人，除了文字，照片上的形象也成为他们自我呈现的另一个好机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南社人会把摄影作为雅集的一项重要内容，几乎每次雅集都要留下影像的纪念了。
　　南社第一次雅集选择在虎丘张公祠。这一天他们“在正午以前，雇了一只画舫，带着船菜，容与中流，直向虎丘而去，那开会的地点，是在虎丘张公祠”（柳亚子：《南社纪略》）。如果说选择这个地点，本身就大有意义，是对反清传统的致敬，对汉民族精神的呼唤，那么，参加雅集的“好汉们”所留下的影像，也内蕴着复杂的动力学。
　　保存下来的南社第一次雅集的这张照片，是在室外的草地上所摄，当就在张公祠内，但照片并没有突出任何明确表示张公祠的信息。这是初冬时节，在黑白照片的效果下，背景的树丛和前景的草坪都显出一片萧索。我们无法一一指认这十七位社友。但前排左起第三人是柳亚子，中排左起第二人是陈去病。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着装。其中有四个人西式打扮。柳亚子穿的是笔挺的黑色学生装，这应该是留日学生回国后带起的风潮，衣扣整齐地扣紧，显得朝气蓬勃。柳亚子虽然没有去留学，但他与很多留日学生关系密切，在新式教育界又有广泛的联系，再加上他本人年轻，生活习惯上较容易模仿这些新式留学人物。他的着装在当时是新潮的，而他显然故意要通过这种着装来表现文化上的求新追求。他的发型不是清代规定的前额剃发、后脑留辫子的样式，似乎已经剪去辫子，留下头发自然散开，长度披肩。这个发型显然也是仿效留学生。不仅敢于剪辫子，而且要把自己这种新潮形象留在照片上。他显然是把“头发的故事”也当做了身体践行的一种直接抗争。再看其他三个西式装扮的人：前排左起第二人里面穿衬衫，外面是敞开着胸襟的夹克，显得英气逼人；中排右起第三人是标准的三件套，里面是白衬衫，中间是扣紧的马甲，外面是敞开的西装外套，而且他打着窄领带，显然是非常精通并且已习惯于西式装束；后排右起第二人，身着浅色西装，里面是黑背心、白衬衫，还系着领结。这两个人都很年轻，前面这个梳中分，后面那个理的是平头，也都剪了辫子。这几人中应该有一个是朱少屏，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留日学生。总之，他们表现出对时尚的热切呼应，在着装上直接照搬西方，这是思想上的认同与向往最直接的“体”现。除了在着装上的趋新，他们在社内也引入了选举的形式。“在张公祠喝酒的中间，便举行选举。选定陈巢南为文选编辑员，高天梅为诗选编辑员，庞檗子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这便是南社第一次的职员了。”（《南社纪略》）我们说南社已经不是传统文人结社，而是新式知识人的组织，从这些形式上可以得到证明。
　　但剩余十三人都还身着传统的中装——长袍、马褂，至少有六个人头戴瓜皮帽。这是晚清男子惯常的装束。大部分人的发型似乎还是前额剃发式的，包括中排的陈去病。陈个子较矮，也穿着长棉袍。在江苏巡抚瑞澄手下做幕府的诸贞壮和胡栗长，应当也是穿着中装的。他们两位因为“体制内”的身份，无形中为南社的成立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证。从他们的装束来看，他们在日常生活上显然习惯于传统的装扮。但我们不要忘记这十七人当中有十四人是同盟会会员，也就是说在政治上他们大多都是激进派，赞成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家的主张。就像诸贞壮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表面上依然有着师爷的职业身份做掩护，我以为他们在装束上的顺应主流，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潜在的保障。更主要还是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心理，即使不是对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拒绝，起码是不愿意轻易地追随西方文化潮流。如果联系到他们关于欧风冲击国学的论述，那么这种“衣道”也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坚持与选择。穿“长袍”而倡“革命”，激进的政治认同与生活方式上注意连续性的文化认同，这两者的共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装束上的区别，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南社中坚力量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本就有着很多差异。就在这一天的酒席上，柳亚子与庞树柏、蔡守关于词的问题发生了争执。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追忆：“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我却偏偏要独持异议。我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论词是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的。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这句话不要紧，却惹恼了庞檗子和蔡哲夫。檗子是词学专家，南宋的正统派，哲夫却夹七夹八地喜欢发表他自己的主张，于是他们便和我争论起来。??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这个争论看似是文学趣味上的差异，其实是对接受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的不同选择。庞和蔡基本是在一种“纯文学”的观念中看待词，他们自身在性情上也更多因袭了文人传统中婉约的一面。而柳亚子因为受西方思想的冲击较深，再加上在革命态度上趋向激进，所以他对豪放的风格更容易感到亲近，对词学传统也更多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