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者国潮 警惕：合资潮中“假行者”

　　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中外合资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生力量，合资企业在转换机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连接国际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蓝天不可能始终明净如洗，阳光下也时时有斑驳阴影，合资潮中同样难免泥沙俱下。为了大量引进外资，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国家对合资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是，个别不具备合资条件或根本无须合资的企业也竞相争戴“合资”的帽子，钻国家政策的合法空子逃税减税。更有一些境外的不法分子，披着“外商”的外衣，打着“合资办厂”的招牌，大肆进行诈骗活动，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在轰轰烈烈的合资潮中，日渐增多的“合资骗案”已不能使我们掉以轻心……
　　饥不择食找“对象”赔了夫人又折兵
　　1992年早春的一天，上海某四星级饭店的酒吧。
　　浙江省黄岩市某工艺厂厂长戎国忠正在坐等事先约好的一位客户。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未见客户的身影，闲着无聊，便与邻座一个看上去颇有派头的中年男子搭上了腔。几句话下来，得知对方是一位“香港老板”，特地来内地考察投资环境，准备合办企业，戎的眼睛刷的一下亮了许多。他想，自己办的工艺厂效益虽然不错，但毕竟是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难以使领导重视。何不攀上这个飞来的“财神爷”，来一个“合资企业”风光风光呢！他立马吩咐侍应小姐再上两杯“人头马”，与对方“一见如故”起来。对方旋即出示名片，上面赫赫然印着“香港兴业公司”“美国杜邦公司香港分公司”等大串的头衔。戎兴奋得难以自抑，试探着谈出合资办厂的意图，对方无一丝犹豫，一口应承下来。为了表示诚意，这位“港商”于当晚摆下一桌两千元的酒宴请戎等“开心”。第二天，激动不已的戎立即将此消息通报家乡的政府领导：港商愿出50万美金与工艺厂“合资”。镇领导得悉此消息，如同天上掉下个金娃娃，连忙驱车赴沪，将“港商”接到黄岩。整个小镇轰动了。“港商”被不停地邀请参观、谈判、签字、赴宴、留影……在一周的时间里，“港商”俨然成了风云人物。不过，他只是“口头投资”，在意向书上签个字、画个押。也许“疲劳过度”抑或“水土不服”，“港商”临行前泄肚拉稀。这还了得？镇领导与戎等赶快安排他住进最好的病房，请来最好的医生诊治，唯恐照顾不周。医院在验血时又查出“港商”有肝炎，大小官员又一通忙碌，派人送他到上海的一家大医院治疗，并设专人“特护”，隔三岔五地送去鲜花、营养品以及钞票，盼望“港商”早日康复，为振兴家乡的外向型经济出大力。此事前后花销甚巨，仅看病一项，就花去了十多万元人民币。
　　康复后的“港商”带着戎给他的巨额“手续费”回港了，从此便杳无音信。不久，江苏武进县公安机关逮住一个在当地用假发票诈骗的“香港老板”，西洋镜才被彻底戳穿，这个“香港老板”是被公安部通辑的特大诈骗犯，真名周志毅，北京人氏，1983年曾因诈骗被判刑3年，出狱后劣性不改，继续从事冒险生涯。他瞄准了日渐升温的“合资”热，窜到海外，印制了美国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总管的名片，四处招摇撞骗。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在河北、江苏、四川、天津等地，以“合资”为名，骗得人民币300多万元。1991年8月，他在河北某企业得手250万元巨款之后，当天飞到广州，次日将这笔钱“洗”成美元和港币，用6万元买下一本外国护照，大摇大摆地从拱北海关出了境。他在香港、澳门、泰国等地恣意挥霍。当诈骗的瘾头又上来后，他像条鳄鱼游回内地，继续猎取诈骗目标。黄岩的戎只不过是他抓到的一条小鱼。
　　周志毅的诈骗之所以能频频得手，杀手锏就是出资办“合资企业”。他仅凭一张名片开路，被骗的众多企业领导竟没有一个想到去验证一下他的真实身分。据周的供词称，被骗了250万元的河北某企业之所以拼命巴结他，就是认定他是美国公司的北京“主管”，该企业为了“合资”成功，在北京一家五星级的宾馆请他吃涮活龙虾，喝XO、人头马，一次就花掉人民币1.8万元，最后为了表示“合资”的诚意，主动献上人民币250万元汇票，从而使他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出国的目的。
　　在拓展外向型经济的热潮中，企业寻找境外的合作伙伴，开办高效益的合资企业是振兴经济的有效途径。然盲目“攀外”，见到“外商”“阔老”就拉，不对对方进行资信调查、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没有一个冷静、理智的头脑，能不出问题吗？
　　“我不懂经营，只是用共产党的钱来骗钱赚钱”
　　为了增强对外商的吸引力，一些地方竞相加码优惠条件，项目的审批权层层下放，对入境外商经济实力的调查虚晃一枪走过场，在银行贷款方面也给予极大的方便，使那些假投资商有了可乘之机。
　　邬伟珉本是个“上海瘪三”，1982年偷渡至澳门，1984年潜回内地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关押。后来，他申请去香港“探亲”，在港做了个油漆工。他不甘心过脏苦的打工生活，时时做着“阔老”梦。1990年，他东挪西借了1万元港币，在港领了个“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的执照，然后便西服革履地以“港商”的身分回内地“投资”了。他的“投资”手段颇有特色，仅一年多时间，就套取国内多家银行贷款及企业资金1000多万元人民币，骗到钱之后，迅速转至广东一带炒成港币，汇入香港的银行，由这家银行再汇入他虚设的“投资有限公司”充抵外资。他开办的首家合资企业“华强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就是这般炮制出来的。为了取得中方的信任，他果真拿出100万港币，表明“外汇投资”到位。其实这100万元港币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利用一纸虚假的“坯布供销合同书”，从上海的一家公司获得70多万元，然后转到广东炒成100万元港币，汇入香港“华强公司”，再从公司的帐户上提走，证明“外汇投资”到位。两个月后，他又从建设银行某支行获得120万元贷款，抽出70万元还给了骗贷的那家上海公司。就这样，靠国内银行贷款起家，东家贷，西家还，一年多时间便于10多家银行、信用社中设立了32个帐户，兴办了5家所谓的“合资企业”，没有一分钱是真正的“外资”。
　　为了达到任意挥霍、转移资金的目的，在开办的多家“合资企业”中，他的“外汇投资”均占合资份额的50％以上，之所以如此，是“能当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凭我的签字，就可以任意调度资金、开销花费了。”靠诈骗得来的钱，他摆足了派头，手持移动电话，坐奔驰500，长期包租高级宾馆，设的酒宴几千元上万元一桌，赌博一次输掉25万元港币，嫖娼除付钱外，还买高档女时装奉送……他凭着这种豪华的气派“震”倒了周围的人。5家与其“合资”的境内企业以及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没有对他的那个“投资公司”的资本和资信情况作过调查，反而不遗余力地为其申报项目、申请营业执照，抬高其身分。为了沽名钓誉，他也不吝啬，上海万体馆举办港台歌星演唱会，他出手就是几万元赞助。用他的话说：“我不懂经营之道，也不懂管理，我只有靠银行才玩得转，用共产党的钱来骗钱、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