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风尘是什么意思 一路风尘

　　团干不好当，改革时期的团干更不好当。——题记　　蜕变　　叶正猛可以算得上温州的“新闻人物”。一直对商品经济的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温州人曾在1986年一反常态地将注意力转移到温州团市委身上。大伙儿不为别的，就冲着温州团市委的民主竞选。平民百姓头一次从报纸、电视中见到几百号青年人全无羞色地站出来，去争团市委书记的“位子”，便觉得新鲜、来劲、刺激，那旋律、节奏以及热闹程度绝不亚于生意场上凭实力较劲儿。而叶正猛则出类拔萃，“过五关、斩六将”，实打实地当选。温州人服这种鹤立鸡群的主儿。
　　在温州市区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里，我找到了叶正猛。我实在不敢恭维他：他同我想象中的竞争者实在相距太远。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褪了色的中山装和涤纶长裤同久没擦油的皮鞋搭配在一起，十足的一介贫儒形象。我不明白，叶正猛为什么能够征服富起来了据说还相当挑剔的温州人。
　　叶正猛把我让进他的办公室。当寒风扯拉着窗户上钉住的窗帘布“呼呼啦啦”作响时，我才发现，他的办公室窗户玻璃全没了，窗帘布是专事挡风的。我敢肯定，在富得流油的温州，恐怕没有第二间办公室会比叶正猛的办公室更破，而能在寒风满灌的办公室里坐住的肯定也不多。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富起来了，被人们好说歹说地称之为“温州模式”。尽管谁也没说清这“模式”是个什么玩意儿，但温州的景象则是处处有家庭工厂，处处有人做生意。有帐可查的只是所有制比例：国家的只占16％多点，其他的几乎都属于个体了。
　　叶正猛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干共青团工作的。1985年初由团市委学校部长提升为团市委书记。尽管这官衔在温州不怎么灼人，每年可供开支的行政经费只有3000元左右，抵不上一个个体户的月花销，但叶正猛却前所未有地看重“团市委书记”这块牌子。他为自己立了一些规矩：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少为乌纱帽着想，多为青年考虑。但温州的共青团工作状况却不容他乐观。温州的商品经济虽说发达，但共青团工作则在萎缩。以钮扣闻名于世的柳市镇30多个团支部，几年里只发展过30多名团员。温州其他地方团组织的情况也同柳市差不多，瘫的瘫了，散的散了。
　　温州没有为叶正猛提供心安理得坐在团市委书记交椅上的环境，而是时时在强化他的生存危机意识。他根据温州的实际，着手抓了共青团的几件大事：根据劳动组合方式和从业方式，进行了一次全市范围内的团组织设置改革，落实了团组织工作目标考核；培训了大批基层团干部；抓了外出团员管理和家庭工业团的工作试点；建立了正常的机关工作秩序。这些措施效果都不错，温州的共青团工作开始有了起色。
　　如果说那扇没有玻璃的窗吹进来的寒风带给叶正猛的是一种自然生存危机的话，那么，民主竞选团市委书记带给叶正猛的则是社会生存危机了。
　　1986年3月，温州市委组织部告诉他一个信息：作为体制改革的一次实验，市委组织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举行团市委领导班子竞选，叶正猛可以作为竞选者参加。叶正猛头一次感到了人生的难堪和尴尬。尽管他曾经有过丢“乌纱帽”的心理准备，但这种准备是建立在“没能耐，不称职”的事实前提上的。他觉得自己在团市委书记任职期间是称职的。他不能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挑战。
　　叶正猛为此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理参加了竞选角逐。在500多号人的竞选大军中，只有他背着一副沉重的“十字架”。他每时都感到自己在社会中既得的位置将会被别人挤占的危险。随着民主竞选的每一个步骤的完成，叶正猛顺利地通过了笔试，组织考察、口试、社会调查、民主选举5道关卡。当温州市共青团第10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以最高选票推选他为团市委书记的结果公布出来后，叶正猛才真正得到了解脱。也只是到此时，他才明白过来，当改革真正触及到自身既得利益的时候，我们所作出的反应很可能是将“自我保护”的本能放在第一位，而对高尚的牺牲则有可能忽视。叶正猛只能对自己如此评价：我正处在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过程中，我正在经历痛苦的蜕变。
　　1987年9月9日，温州团市委扩大会对叶正猛竞选上任后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民主考评，73人参加投票表决，叶正猛得信任票66张。叶正猛干得不差！
　　阵痛
　　从温州到杭州，山重水复，一夜的长途汽车颠簸得双眼无法合上。当我一大早赶到杭州团市委后，我才得知，团市委书记许勤华也一夜没睡，守在医院产房里，伺侯剖腹产的妻子。
　　我们的谈话是从生孩子开始的。许勤华可能不知道“十月怀胎”是个什么滋味，但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疲惫的脸部表情中可以看出，“一朝分娩”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有以下两件事例为证。
　　许勤华1986年下半年当选团市委书记。在任职的3年多时间里，他遇到了两次强烈的“地震”。1985年7月，刚上任不久的许勤华踌躇满志地想着在杭州这块“风水宝地”上为全市的共青团工作理出点头绪来：调整团市委领导班子，抓基层；筹划共青团改革措施。但突然有一天，团市委下属的几十家局级单位的团委让一纸文件给撤销了，而他作为团市委书记，居然在文件生效之前连点消息都没得到。
　　作为团市委书记，许勤华理解新体制替代旧体制是种必然趋势。但他未曾料到，在共青团组织还没有具备足够的承受能力应付“一夜之间”的改革措施的情况下，这套组织系统突然被拦腰截去一段，它的功能是否会受到损害？是否还可以正常地开展工作？
　　许勤华能做的只能是接受这种事实。时代没有赋予我们团干部发牢骚，撂挑子，讨价还价的权利。许勤华明白，只有适应改革，跟上改革的步伐，共青团的事业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一方面，他竭尽全力让全市团干部理解和接受这种事实。这倒也不难，因为团干部身上的负担并不很重。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一些应变措施，在团市委机关内部，打破过去那种部门负责的工作模式，让机关干部每人担负起一个行业的对口工作，承接了局团委的对口职能，变部门负责制为个人负责制。同时，他着手调整了机构，将青工部分成财贸和工交两块，加强基层工作实力，将宣传部和办公室合二为一，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填补了改革后出现的空白。在改革“革”到头上的时候没有乱了方寸，而且还有所作为。
　　许勤华似乎可以喘口气了。但改革却似乎每时每刻在捉弄人。1987年上半年，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杭州展开。其中，政企分开成了杭州企业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大中型企业积极响应，将党办工会、共青团、妇联统统合并为政治处，大家都在一块儿办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尽管有关部门一再解释，这种改革措施并不是取消或削弱团组织，仅仅只是联合办公而已。但实际上，共青团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受到了影响。一些企业的团干部便找到团市委诉说因受政治处“派活”而不能独立工作的苦恼，而另一些“腿脚快”的企业团干部则纷纷“胜利大逃亡”。一时间，杭州市的企业共青团工作陷入混乱之中。
　　这个局面对许勤华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他又遇到了1986年撤销局团委时的窘境。他有些措手不及。基层团干部怨他没本事抗住这件事的发生，上级部门则认为共青团没有跟上改革步伐。许勤华心情沉重极了，也矛盾极了。此时，他从心底呼唤早已让别人喊腻了口号：“理解万岁”。他觉得当个团干部，工作辛苦些，没有地位，没有什么权利，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社会和青年能够理解团干部的艰辛，不能轻易地将许多团干部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草芥，需要时紧紧搂在怀里，不需要时则弃之一边。
　　许勤华有充分的理由感情用事。但他没有。他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和清醒：处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团干部应当具有承受竞争和淘汰的心理准备，应当有在不利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信心。在团市委常委扩大会上，他明确提出3点：①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考虑团委进政治处办公的措施，不一刀切。②企业团委进政治处，共青团独立自主的特点不能受到损害。③企业团干部应从改革大局出发，积极对待机构改革。在改革面前，许勤华表现出了一个团市委书记应有的胸怀和气魄。
　　经历了两次“地震”之后，许勤华得出结论：改革是一次社会大分娩，每个人都应有阵痛的心理准备。
　　（照片左为许勤华，右为叶正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