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革命　就想得通行得通 干革命啥意思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泽东　　冯定同志说：“人如果丝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我觉得，只要我们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一心为了革命，当人民的勤务员，那么为了革命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是完全想得通、行得通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我来到贵州从江县工作时，困难是很多的。这是云贵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山区， 交通闭塞，四围是高山峻岭 出门就得爬坡。老乡种田是刀耕火种，木锄石耙；吃的是生鼠、生鱼、草根等；盖的是秧苗编织的“秧被”，流行病很多。加上这里杂居着苗、侗、瑶等七个兄弟民族，语言不通，民族隔阂较深，开展工作是比较艰苦的。起初，我对于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这些困难，也有过苦闷。可是，我想到，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是叫我来为兄弟民族的人民当勤务员的，不是来当老爷的。这里群众的生活的确很苦。难道他们自己愿意受苦吗？难道他们愿意吃草根、盖“秧被”吗？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害得他们这样的。解放前，这里的东霸天、西霸天霸占了大片的土地，把兄弟民族赶到了山里。国民党明抢暗劫，用一斤盐巴就“换”走老乡二三百斤粮食。叫这里的老乡怎么能过好生活？从前，国民党害他们，现在，共产党要解放他们。我过去也受过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苦。是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使我成为人民战士。今天，我怎能怕苦怕难，不去帮助兄弟民族的人民获得解放呢？
　　再说，做工作总会有困难。共产党员就不应当怕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红军在长征的时候吃草根树皮，为的是今天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今天吃点苦，也就是为了兄弟民族的人民能和汉族人民一起过幸福的生活。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他们服务呢？
　　有革命的思想，才会有革命的行动。当我思想上想通了上面这些问题以后，我的行动就和刚来时大不相同了。我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扎根，当兄弟民族人民的勤务员。开始，有些群众不大理我，我就主动地去找他们，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扛锄头，我也扛锄头；他们挑水，我就提水桶。语言不懂，我就下决心学，虚心地学。慢慢地，就和群众熟悉啦。和群众越接近，了解到他们的情况越多，就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记得我在加鸠区工作时，住在苗族贫农范银春家里。一天夜里，我们彼此谈起自己在旧社会所受到的苦。谈着谈着，两人都哭了。这时，我才在感情上真正体会到，自己和少数民族的穷人是阶级兄弟，少数民族的穷人的苦，就是我自己的苦，我不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服务，又去为谁服务呢？从此，我跟范银春的心更贴近了。我把他的家看成自己的家，把他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白天，我们一起上山劳动、砍柴、喂猪，一起吃芒芭根；夜里，和范银春同睡在一床“秧被”里，有时就一起围炉烤火过夜，屋子是冷的，但我的心里却热呼呼的。这时，我和老乡过一样的生活就不觉得苦了，也舍不得离开这些老乡了。
　　解放初期，从江地区的阶级斗争是比较尖锐的。一些反动的地主富农进行破坏活动，有的还威胁要杀害我。当时，我想到自己是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既然有敌人存在，我就更不能离开工作岗位。我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想，即使我为少数民族的人民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因此不顾敌人的威胁，也就坚持下来了。
　　就这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好好当人民的勤务员，我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和兄弟民族的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过了十二年。如今，看到这里很多地方有了公路，安上了电灯，办起了学校，老乡的生产和生活也完全变了样，我就更爱上这个地方啦。
　　冯定同志说：人“不照顾一己的利益”是想不通行不通的。他所说的“人”，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人”，是资产阶级的“人”。资产阶级追求什么呢？是个人活命和享乐。冯定同志宣扬什么呢？也是“吃的好、穿的美”的“幸福”生活，是“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的贪生怕死哲学。他们对于为了革命利益要吃苦，要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自然是想不通、行不通的。如果他们也能想得通、行得通，这倒奇怪了。
　　我们一定要和冯定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决不能让它来毒害我们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