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吃亏应该怎么办 北海出局老总讲真话

　　吃了亏照样说真话　　河北 振平　　说真话的人有时确实是会吃亏的。我原是一所公办中学的历史教师，教学成绩一直不错，但去年我投书报社批评了校领导之后，却被下调到一所乡初中任教。在不少人看来，我确实是吃了说真话的亏。
　　有了这个“教训”，还要不要说真话？常言道：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正是由于正是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反对才有所收敛吗?某些“后台”很硬、称霸一方的“地头蛇”不正是在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下受到了严厉的制裁吗?如果我们人人都坚持说真话、办实事，那么，不正之风就无处藏身，我们的事业就会日益兴旺发达。反之，如果面对歪风邪气，人人都畏首畏尾，那后果就不只是个人吃亏不吃亏的问题了。
　　“吃亏”之后我照样说真话。最近我又在报纸上揭露了一起以权谋私的事件。我相信党，我相信正能压邪。
　　不说真话不行
　　北京 肖 韩
　　为什么要说真话？不说真话行不行？我的看法是不行。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其内容是对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如果人的思维没有正确地反映存在，那么语言就不能正确地表达和描述存在，于是就说错话。但也有另一种情形，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识地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这就是说假话。假的终究是假的，它只能蒙骗人一时，更多的连一时也蒙混不过。假话是对思维的掩饰和歪曲，它表现为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违反了人的思维和语言的统一性。
　　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说真话的出发点。我们的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敢实事求是说真话，就不可能为人民办好事情。
　　“说真话吃亏”这样的话我也常从周围的同事们那里听到。在生活中也确实能举出不少的例子来。我们青年人往往特别注意和需要周围人们的理解，所以最痛苦于“好心当作驴肝肺”，生活中几次钉子一碰，就产生了挫折心理，于是就“不敢说真话，只能讲假话”，这是消极地吸取教训。
　　至于张志新因说真话而付出了生命，那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如今，颠倒的历史已被颠倒了过来。我们应该发扬那种敢说真话的无畏精神。如果我们连真话都不敢说，那还怎么搞改革？又怎么能建立一种同志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总之，不说真话不行。
　　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
　　肖易同志：
　　你为别人不理解自己而感到苦恼，对至今仍存在说假话的现象十分着急，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你不要动辄就吵，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不知道你家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父母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都不会一味说假话，平时总还是以说真话为主。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他们因考虑个人得失而讲违心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在适当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将你所知道的说真话做实事受人称赞的事例讲给他们听。当他们在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上不计得失而说真话时（我想这也是有的），你应当表示支持和赞赏，使他们感到说真话不是为了吃亏或占便宜，而是要做正直的人。当然，你还可以说说假话谗言之危害。我想，在事实和道理面前，你父母是会想通的，从骂你、揍你，变为理解你、支持你。
　　同样，对周围那些持“说真话吃亏论”的群众，你也要以诚相见、以真相待。你一定知道朱伯儒同志的事迹吧？朱伯儒说真话、做实事、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被人们誉为“活雷锋”。这也说明广大群众是有识别能力的，是赞美真善美的。那些认为“说真话吃亏”的同志自然也不例外。
　　肖易同志，说真话是不傻的。就是得罪了人也不能讲假话。讲真话归根结蒂是不吃亏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毕竟处处充满了真善美，旧习惯和不正之风毕竟越来越没有市场。我相信你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是会领悟这些道理的。
　　江苏无锡 余秀清
　　讲真话也要得法
　　解放军 狄国孚
　　肖易同志提出说真话吃亏的问题，我想主要是指说批评性真话，不是指褒奖性的真话。
　　青年人既要敢于讲真话，又不要以为说真话就可简单化。这是因为，讲真话本身不是目的。同志间提批评意见（不含张志新那样和敌对势力斗争），出发点是“治病救人”，是出于对同志负责、对革命负责。这种动机就决定了批评必须顾及效果，讲究方法。有人把敢于当面批评叫作敲“当面锣”、“对面鼓”，那么，既要敢敲，又要会敲，要敲到点子上。
　　讲真话理直气壮是自然的，但不要把“气壮”理解为粗声、粗气，乃至粗暴。有理不在声高嘛，不妨说得心平气和、有条不紊。青年人富有正义感，疾恶如仇，敢怒敢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人一定要拉长了脸，声色俱厉。与人为善的态度要“诚于内而形于外”，批评起来既是严肃尖锐的，又是热切诚恳的，宜用规劝的口气讲话。
　　批评要看对象、场合。被批评者是有修养的老同志，还是缺乏锻炼的年轻人？是工农同志，还是知识分子？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是性格开朗的同志，还是心胸狭窄的同志？不同类型的人接受批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要把握他们的特点，分别采取有效的批评方式。有些问题不便在会上讲，就会下谈；不便在大众场合讲，可放在党团组织生活会上讲；两个人有矛盾，一般不要当着一方批评不在场的另一方等等。“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尽管说的句句是真话，那也是犯自由主义。
　　不戴大帽子。陈云同志在延安抗大一次演讲中说：“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难过。”一个同志看了他那种样子，“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象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这个批评者讲的是假话吗？不是。他讲的是事实，然而由事实推出的结论不对。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不该“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事情毕竟有大小之分，问题终归有原则与非原则之别。对同志的小过失、非原则问题，不必多所指责，更不能搞“无限上纲”。
　　上述这番话，不是要青年人磨去“棱角”，变得圆滑，而是希望他们从稚嫩走向成熟；不是要青年人变得怯懦、畏首畏尾，而是希望他们既有胆又有识，勇敢而不莽撞；不是要讲真话的人保持缄默，而是希望他们说话深思熟虑；不是要正直的同志在不正之风面前退让，而是希望他们既敢斗又善斗，成为抵制不正之风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