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精神深处的冷静剖析|女性冷静的色彩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文坛享有国际声誉的女作家，至今有12部长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集、13部诗集、9部文学评论和6本儿童读物面世，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加拿大总督奖”、英国“布克图书奖”、“吉勒奖”等。阿特伍德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群，甚至还被欧美许多大学列入文学作品必读书单。我国文学界在阿特伍德作品译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三部长篇小说中译本：《浮现》（1999）、《使女的故事》（2001）、《羚羊与秧鸡》（2004），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1999）的中译本。在文学评论方面，研究者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解读,主要集中于她长篇小说中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后现代叙事策略、女性主义倾向、生态意识等方面。
　　相比之下，我国文学界对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的关注则很少，这方面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食罪者”（又译作“代罪者”或“食恶者”）首次出现在阿特伍德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蓝胡子的蛋及其他故事》中，后来又被选入1996年伦敦版《跳舞女孩及其他故事》短篇小说集。在她的最近的评论集《偿还：作为隐喻的债务与财富的阴影》（2008）的“债与罪”中，再次分析到“食罪者”这一人物，另外，“食罪者”作为故事中的故事还出现在阿特伍德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盲杀手》中。
　　“食罪者”展示了阿特伍德在许多短篇小说中惯用的写作技巧：困惑迷茫的女主人公；故事中套故事，借用童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并进行部分套改以服务于作者特定的目的；故事情节和故事背景的弱化处理；运用梦境作小说开放式的结尾。本文将围绕这几个特征进行分析并说明：阿特伍德通过这篇小说展现的不再是狭隘的激进女权主义意识，而是对妇女问题的更加冷静和深刻的思考，她聚焦于女性如何将原是男性文化中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体现了阿特伍德对社会文化心理进行审视的深度和力度，让读者明白女性要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需要克服巨大的历史惰性和心理惰性。
　　在“食罪者”中，阿特伍德采用了她常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一个没有姓名、职业不明的中年女性，生活在空虚疑虑中。整篇小说由“我”对心理医生约瑟夫的简短描述、与其几次的对话、参加他的葬礼所见所闻、“我”回到自己寓所的独处、“我”的梦境几个片断组合而成。这些是小说的外层故事。小说还内套了一个故事。这个内层故事出现在小说的第二段，由心理医生约瑟夫的口讲给“我”听。“在威尔士，大多数乡村里有一类人，我们叫做食罪者。当有人快要不行了，家人就会差人去请食罪者。家人事先准备好一顿饭菜，就放在棺材上。当然，棺材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假如家人真的看你已经活不了的话。在这事上，你也没什么可选择的。这饭菜也有其他的放置办法，有的被放在死人尸体上。人们想反正是马马虎虎吃的。不管是哪种方式，总之食罪者都会三下两下吞下这些饭菜，再拿到一笔钱。于是，人们认为快死的人一生犯下的过错就都转嫁到食罪者身上。这样一来，别人造的孽全由食罪者来承担。那女人就背负满身罪孽，没人愿意理她；你也许会这么说，就像灵魂感染了梅毒一样。除了要招呼她去吃这样的饭，大伙甚至都不和这女人说话。”
　　食罪者源起于中世纪。被驱逐出教会者在临终前，其家人会请来“食罪者”在教堂外举行某种仪式以去除他的罪恶。人们把盐和面包放在尸体上，“食罪者”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吃尸体上面的食物，喻指“吃掉”这个人生前犯下的罪过，使他获得干净的灵魂，升入天堂。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仍保留此种葬礼仪式，“食罪者”一般由村子里固定的人或流浪汉及乞丐充当。“食罪”以多种变异形式存在于西方文化中。在巴尔干半岛和德国的巴伐利亚，死者的近亲或家属吃掉放在死者胸前的蛋糕；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每一个抬棺材的人会得到一杯酒和一块饼干；在荷兰，所有的葬礼参加者都要吃标有死者名字的缩略字母的蛋糕。大约在17世纪，食罪的葬礼仪式传到美国纽约一带。但以上种种都没有规定“食罪者”是女性，甚至绝大多数为男性。阿特伍德在故事中将“食罪者”明确为女性。
　　阿特伍德为何要作此改动？我们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约瑟夫讲这个故事的目的。约瑟夫是个心理医生，整天与想自杀和过得不如意的人打交道，其病人多为女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理医生与食罪者的工作有相同之处：均为精神疗伤者，安抚人的心灵，只不过前者倾听病人的心声，后者接受死者的罪孽，这两种垃圾都是困扰人们心灵的因素。约瑟夫认为食罪者的工作效率远远高于心理咨询，可以节省许多时间。随着“我”与约瑟夫对话的展开，约瑟夫认为自己的工作和食罪者的工作都是没用的。作为小说中出现的唯一男性，约瑟夫的生活与其咨询病人的生活并无二致。约瑟夫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都有点“病态”。
　　透过“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读者可以看出小说中的唯一男性心理医生约瑟夫是个优缺点兼具的普通人。优点如：“约瑟夫在我心目中的一贯形象：可靠，能干，明智，理性。”“在劝阻自杀方面是个专家，他从没让病人自杀成功过。”“约瑟夫有个习惯，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病人他都愿意接受，不是因为这些病人病入膏肓，而是因为他们一贫如洗。”他也有缺点：与女病人关系暧昧；引诱“我”被拒；不是那种会照顾病人的情绪、耐心等着病人开口的人；因为不良行为曾遭一家疯人院解雇。阿特伍德此处呈现的就是一个生活不如意的普通男人，不是代表强势男权的女性对立面人物。尽管如此，文中的“我”以及其他女性离不开约瑟夫，当约瑟夫意外死亡，女病人卡拉泪如雨下，“我”认为他在不负责任地“抛弃我们”：“他已经不在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形影孤单。没有了约瑟夫，我无人可以倾诉。从此我的生命里再也没有人会听我倾诉。”尽管约瑟夫在生前一再清醒地告诫“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你必须面对这一切，这并不太难，不过不会有救星来拯救你。”阿特伍德将约瑟夫呈现为有点病态的普通男人与文中女性对这一男性寄予生命的依赖之间的反差，其目的就是要凸显女性依赖男性、寄希望于男性的心理惯性。
　　约瑟夫对“我”讲的“食罪”葬礼仪式变成了小说后面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约瑟夫从树上跌死之后，“我”在其葬礼上注意到“食罪者”并未出现，于是，“我”开始焦虑，“我不知道约瑟夫良心上有何亏欠，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一点被疏忽了：约瑟夫生前造的孽该怎么办？……约瑟夫背负的罪孽围绕在我们身边，弥散在空气中，萦绕于低垂的脑袋上空。”约瑟夫那么一个另有意图的食罪故事却被“我”信以为真，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对“我”塑造的结果。更具象征意义的还在于小说的“梦境”结尾：“我”在飞机场遇到约瑟夫，他领着“我”走到卖橙汁的柜台附近的桌子前坐下，他的第一个妻子把一个装满曲奇饼的大盘子放在“我”和约瑟夫面前的桌子上，她的身后站着他的其他两个妻子。“我”梦见约瑟夫及其三个妻子要求“我”来做他的“食罪者”，我不想但却很难拒绝。结尾处是小说第三次出现“食罪”情节。这个故事中的故事，在文中第一次出现，即从约瑟夫口中讲出时，只是代表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男性社会意识对女性的一种角色要求——“食罪者”，象征着男权社会的某种规范：女性为受害者。第二次出现，即“我”发现约瑟夫葬礼上没请“食罪者”，并由此焦虑：他生前的罪孽怎么办？这表示成长在男性中心社会文化中的“我”具备自觉的“原罪”意识，也自然地接受“食罪”故事，也就接纳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某种规范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压抑。这种压抑的释放一直到了小说结尾处的梦境中，“我”梦见自己被逼扮演“食罪者”角色，自己选择成为了男性社会的受害者。“食罪”在小说中的三次出现，完成了一个过程，更确切地说，阿特伍德完成了一个过程叙说：女性如何将原是男性文化中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
　　阿特伍德在这篇小说里要唤醒的是女性的自救意识和独立意识。文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受害者角色，不存在任何对立关系。女性解放必须走自我解放的道路，而小说中“我”对“食罪者”的角色承认过程又昭示着女性要冲破男权传统的樊篱，需要克服多么大的历史惰性和心理惰性。
　　（杨雪芹：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盐城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邮编：21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