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类评论”与“三大病症”_二次元三大病症

　　陈云发（文艺评论家）：　　近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为了促进和发展文艺评论，专门特设了“文艺评论专项基金”以扶助、促进文艺评论事业，这一举措对造就健康的文艺评论氛围、繁荣文艺评论、促进文艺创作的发展，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要繁荣和发展文艺评论，我认为首要的条件是要认识文艺评论在整体文艺工作中的地位，即如何摆正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辩证关系，认清文艺评论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要纠正文艺评论依赖于创作而生存的错误理念，树立文艺评论是一门独特研究学科的理念。因为文艺评论不单是对作品进行阐释或批评，而是既包含了理性的思辩、诠释，又离不开对形象的体验（即以形象的思维方式去“延伸”创作），所以，它不是创作的附庸或广告，也不应被认为是与创作平行的“两翼”。一个文艺创作平庸的时代，即使不会出现惊世骇俗的大作力作，但也仍然可以出现高水平的、经典的文艺评论（理论）。文艺评论是管领创作思想、艺术规矩的，它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以敏锐的眼光，去对文艺的创作方向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同时，又对创作的作品进行科学严谨的总结、分析、阐释，而起到理论提高的作用；对创作中的不良倾向及误区，起着艺术规范、艺术监督的扶拨作用。文艺要发展、要繁荣，文艺评论是不能缺席的，有科学学风的文艺评论，既源于创作、又是高于创作的独立体。
　　要造就一个健康文艺评论的氛围，迫切的是要造就和建立一支有独立品格的评论家队伍，给评论家提供一个好的生存空间，造成一个评论家能够独立进行评论的氛围，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文艺评论应百花齐放，即对作品进行多样化、多角度的研究，文艺创作忌讳重复和模式化，文艺评论也忌讳一个腔调、一锤定音；要允许对作品进行批评，也要允许商榷和反批评，文艺评论不能只是一种声音，要有争鸣，有不同声音，把艺术评论的是非对错交给读者、观众去评判，交给历史去评判，这样才能造成文艺评论的繁荣局面。同时，独立品格的文艺评论家，应该既是创作者的朋友和知音，又是与创作者没有任何连带利害关系的人格独立者。
　　当前在文艺评论领域，事实上还有一些阻碍文艺评论发展的倾向，要纠正评论中的学风，我认为先要纠正或杜绝以下五类“评论”：
　　一曰“应景评论”。一部作品出来后，为了体现创作者、策划者（出版社、演出单位、院团等）的成就感，即所谓的“发点声音”，于是，不论此作品好坏优劣，也不论其是否值得评论研究，总要找人写点文章，介绍或生硬阐释一番，这样的评论，真知灼见自然是沾不上的，不过让创作者、创作单位聊作安慰，以便交差而已。
　　二曰“人情评论”。评论家的朋友、同事、上级、名人、“关系人”等，为了使作品能够在社会上发声、造影响，便会邀约评论家写“正面肯定”的评论；评论家抹不开面子时，常常会出于客气而在评论文章中讲一些过头话，或为创作者的平庸作品进行辩护、误导。这种“人情评论”，因评论家的名气、花言巧语而具有很大的迷惑力，在艺术上便是缺失了是非观。
　　三曰“泄忿评论”。评论家或因门户之见、个人恩怨，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作品进行妄评，以夸大作品的不足、抹去优点，这也是一种对社会的误导，是评论家品格的缺失，亦可称之为“无良评论”。
　　四曰“指令评论”。这种指令来自于上级部门、赞助单位或外部单位，为了维护创作者、创作策划者或赞助商、拍卖商的威信、利益等，常常会由评论家的“顶头上司”定调，指令评论家撰写评论文章。多年前某地曾发生一件事：一位评论员在报上写了一篇对来自外省市某台戏的批评文章，戏的创作者便在“影响兄弟省市关系”名义下，运动各种关系给该报施加压力，最后总编辑便指令这位下属评论员重写一篇全面肯定那台戏“艺术成就”的文章。一个作者，两篇截然不同观点的评论文章，“指令评论”就这样将评论员逼成了“人格分裂”。
　　五曰“红包评论”。这是时下在一些地区的潜规则，大凡一部作品闻世前后，突然同时在各种不同的报刊上出现相同的“广告式评论”、“诠释性评论”，或一部平庸作品（包括书画）被某些艺术座谈会、评论家高调评价，则大都是属于“红包评论”，即事先给评论家塞了钱的，“红包评论”把严谨的文艺评论搞成了买卖关系，这也是一种不良风气。
　　所以，在造就文艺评论繁盛局面的氛围中，评论界人士的独立品格和艺术良心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要在文艺领域、新闻界造成一个空前活跃的有利于文艺评论生存的氛围，另一方面，评论家自身也要严于自律，无愧于时代和自己的良心。
　　
　　葛红兵（作家、批评家、上海大学教授）：
　　文艺批评是不是一个单独有效且必须由专业人员来做的活儿？我很怀疑。我做了很多年批评，最终感觉，这个活儿，最好还是不要由那种不会创作的空头理论家来做。这个当年鲁迅、周作人都说过，这样的空头批评家是要害死人的。如果用所谓的抽象理论，比如什么人本主义、物本主义等等来说说空头的话，这个还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些批评家就此变成了职业掮客，他们搬来搬去，最后成了搬弄是非，拉帮结伙，他们不是哄抬就是打压，没有艺术良心，文艺生态就给弄坏了。
　　目前，批评方面至少有这样“三大病症”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浮夸的作品讨论会。各地各级都有一些讨论会，经常看到一个县域作家，写了一部作品，本来这部作品是很好的，在路上了，往高处走了，对县域文化的观察和体验都很有心得。但是，一开讨论会，就麻烦了，一批职业批评家来了，他们就把这个作品说成了是跨时代、超地域的，佳作、大作的评断不绝于耳。他们拿了份子钱，又在当地胡吃海喝，游玩一通，当然最后也是说点醉话而已，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只不过是捧捧场，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常常就是上当。更多的浮夸会是向上的，进省城，进京城，一路往上，不自夸和不找人来夸都不行，批评在其中自然承担了某个掮客的角色。
　　二是浮夸的作品讨论专版。以前的专版都是给真正的好作品留的，但是，现在呢？现在的讨论专版是给有钱的作品留的，请报纸的记者和编辑，还有一批批评家到某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吃住几天，走的时候，再递上一点儿，专版就这样出来了。现在，杂志也参与了进来，出现了专栏讨论。但是，那些专版和专栏讨论，他们的讨论对象，那些批评家信誓旦旦地说，那些是大作、旷世绝作的作品，一年后两年后呢？有谁还记得？也许这些批评家自己也不记得了吧？最近更有甚者，整本文艺理论批评杂志都是某部作品的讨论专辑，更加绝的是，为作品开讨论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更新鲜的是为这个作品的评论集开一个讨论会，——大概可以叫做讨论会的讨论会，这样的绝活儿批评界也照样能练出来。
　　三是浮夸的奖项。笔者一个朋友就参与了不少奖项的评审，我看到他的发言稿，就要求拿作品来看，他却说，千万别看，说那是不作数的。我都感到纳闷，什么时候奖励突然多了起来，难道这个社会真的到了人们自觉拿钱出来奖励、赞助优秀作品的时代？我倒是呼吁这样的奖项要多一点，对文艺创作要多鼓励嘛。但是，我们要的是真正奖项，不是滥竽充数的奖项。有些奖项是有些人为了给自己颁奖而专设的，有些奖项是为了给地方露脸制造机会而设的，有些奖项是专门为了企业宣传自己而设的，主办人就是获奖人，获奖人拿了奖金，主办人的口袋也没真掏钱，钱只是从左口袋到了右口袋。但是，民众在这些奖项当中，却乱花迷人眼，看不懂里面的玄机。
　　除了上面三个问题，我现在还很担心的是产业化问题。文化发展产业化，我是赞同的，不要老搞意识形态，有些文化不是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的，可以产业化。但是，产业化一窝蜂，会出很多烂作品，而批评也产业化，就会出所谓的付费职业批评家，实际上是付了费就说好话的帮闲批评家，这就麻烦了。以前，他们自然也收费，但是，没有产业化，没有产业链，收不多，现在他们收费，就会很多，越是收费多，说的话就越没谱，最后又反过来影响了产业，让产业浪费一笔——依照这样的没谱评论产业做出的决策还不是更没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