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代表人物 [论文艺复兴精神在徐渭性格里的体现]

　　作者简介：马翠翠,女,河南绵阳师范学院、学生、汉语言文学。　　【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与对文艺复的熟知的基础上，结合徐渭生平经历著作及前后人对其讲评，探讨文艺复兴精神在徐渭性格里的种种反映。
　　【关键词】徐渭；性格；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6-0042-02
　　前言
　　天才总是不被时代理解的，天才的艺术家更是如此。纵观徐文长一生，成就不凡，坎坷颇多，其中的辛酸曲折又岂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所能言尽的。徐渭是画家，是书法家，是戏曲家，也是狂禅居士，更是精神病、杀人犯；他狂傲不羁，为人尖刻激烈，具有一切天才所有的偏执和独特。那么，就必然要成为悲剧的人生吗？笔者曾一度认为，徐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于他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左——如果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天分做他的艺术家，也未尝不可闻达于世;事实上，他少年时候已经“声名藉甚”，“六岁受《大学》，十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指掌之间，万言可就”[1]。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分析正是基于还原人物生活时代背景上进行的。那么更深层次更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从文艺复兴发生的背景条件与徐渭生活的时代背景的共性出发，重新审视徐渭内在的思想性格。
　　1 文艺复兴下的东西方
　　中世纪的欧洲处在基督教会的封建统治下，社会等级制度严格，社会气氛沉闷压抑，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没有什么进展。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政治上，封建割据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文化艺术上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作品。文艺复兴由此兴起。[2]
　　无独有偶，此时徐渭生活明朝，政治上中央集权严重，设立东西厂，实行八股取士，对人民的管束日加严酷；经济上，工商业发达，在万历年间徐渭生活的江浙一带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关系；文化上，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主流文人提倡复古主义，主张“文必秦汉，诗必汉魏盛唐”，与此同时，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大行其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比之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此时二者的惊人相似之处：政治上的黑暗，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关系的出现，大批学识丰富的学士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人们思想碰撞激烈，自由的思想风潮呼之欲出。
　　2 文艺复兴精神在徐渭性格里的体现
　　2.1 什么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以反对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要求以人为中心，发扬人的个性，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
　　2.2 徐渭与文艺复兴:在徐渭之前及同时，明代诗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两个声势盛大的文学流派。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情况各有区别，但都主张学习诗歌要从古代最上乘的作品入手，把握古人的规度，模拟古人的气韵格调，然后从中脱化出自己的东西来。 这种复古和模拟的论调，到了大量没有才气的文人手中，便把写诗变成木拙的临帖，造成一股浮薄粗滥的风气。“某篇似某体，某句似某人”成为论诗者最常用的评语。
　　徐渭在当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叶子肃诗序》中写道“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 反应了他不同于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在文章中徐渭将一切撇开，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直切核心，简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论点：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作者的“性”，所以创作必须出于真实的生活感受和真实情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否则，不管向谁模仿，哪怕学到了“极工逼肖”，也不过是鸟做人言，毫无价值。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一般人往往热衷与辩论什么是最好的规范，企图建立一种或若干种通行的标准。在创作中，推崇和虚席某些典范，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实际生活和活生生的情感确实无限丰富的。只有每个作者从本身的真实感受真实情感出发从事创作，诗歌才会呈现精彩纷呈的面貌。当前后七子的理论和他们所掀起的文学风潮盛极一时之际，徐渭鲜明地从根本上提出截然对立的意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文学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乃是明朝中叶出现的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对文学提出的要求。王阳明的心学从哲学认识理论方面强调了自我意志的重要：“夫学贵得之心；求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徐渭是王学的信徒，而他的思想往往比王学本身更单纯直接。他认为“真我”才是自我生存和创作的根本条件，否认所谓“圣人”具有高出常人的价值，认为政治理想不但要承认一般的人性，而且要顺应每个人的特殊个性，把这样的认识推展到文学领域，于是就提出了模拟鸟言的假文学与独创人言的真文学的区别。
　　而在《评朱子论东坡文》这篇文章里徐渭痛快淋漓的讽刺了朱熹虚伪独断的假道学嘴脸。本来朱熹是宋朝人，徐渭是明朝人，二者几乎是互不相关的；徐渭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在于朱熹的学说是明代钦定的官方思想，当时社会又有一大帮口是心非的假道学；而朱熹最有名的理论莫过于“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极其扼杀人性的理论。而正面去反驳是很容易为自己招致灾难的，于是就假借反对朱熹对东坡文章的评论大骂朱熹，将这位已经成为钦定偶像的“文公”比喻为汉代的酷吏赵禹、张汤，专罗织罪名锻炼成狱残残害好人，借以抨击当政者的封建专制和残酷的思想统治。而这篇文章的更深层次意义，其实是反映了以徐渭为代表的明中叶江浙文人的一种自由倾向，即要求承认个人有追求生活满足、发扬个性、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些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核心旨意体现。
　　3 结论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啸书斋笑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掷野藤中”。徐渭的《题墨葡萄诗》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的状态，他是一个意气风发快意恩仇、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是超越了那个封建时代渐脱“奴性”的人；正是这种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坚持，才使得徐渭在那个时代格格不入处处显得“奇怪畸形”——所谓的“畸形”不过是不符合封建时代的“形”而已，却是人的个性的张扬，正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深刻体会。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明史[M].上海:中华书局.1974
　　[2] 莱茨著.剑桥艺术史——文艺复兴艺术[M].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3]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
　　[4] 徐渭.徐渭集[M].上海: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