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人 概览 [隐形人刘勃麟]

　　快要到不惑之年的刘勃麟身上有很多标签，“隐形人”、“政治艺术家”等等。但他会告诉你，他只是做他想做的艺术，甚至他会说自己的作品跟艺术没有多大关系。这个身高1米83的山东大汉出落得特别干净—利落的短发、看不见皱纹的脸庞以及紧实的身材，因为身体是作品的一部分，为了保持艺术的美感，刘每天坚持锻炼。
　　要把这个大个子山东艺术家隐藏起来并不容易，通常要耗费短则一天，长则三天的时间，将他用彩色颜料涂抹得与背景丝毫不差。他喜欢躲藏起来的地方也很有趣，农村的标语前，超市的货架前，甚至在北京鸟巢，都有可能看到一个从背景中走出的鲜活的人儿，吓路人一跳。
　　这样的艺术行为被赋予了一些解读，也使得刘在2005年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我生活的地方就给了我很多灵感。”刘勃麟告诉《环球企业家》。与其他艺术家不同的是，刘勃麟讲求艺术参与社会，起初只是为了对自身生存困惑的“反叛”，此后陆续演变成对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的表达与反思。
　　2005年，待在北京索家村画画的刘勃麟还是一名沉静的创作者，在此之前曾有4年相当穷困的生活，裤子破了就拿张胶布从里面一粘，学生发现后将其传为笑话。“隐形表达”的方式始于一场索家村艺术区的拆迁。
　　2005年，由于刘所寄身的艺术聚集区索家村违章被拆，刘勃麟立刻陷于无家可归之地。刚刚将生活安稳下来的刘感到万分的无助和憋屈，仿佛自己是被这个社会抛弃之人，为了表达不满与抗议，刘勃麟将自己隐形于索家村的墙上，当时他想，在这个环境下多他一人少他一人都一样。此后这样的“隐形人”方式一发不可收拾。
　　刘勃麟在法国做过7个作品，今年4月底，在罗马的一个作品是关于拿破仑的妹妹，刘嫉妒西方人，那些我们平常只能在书上看到，最多在素描时接触的石膏像，在国外连高中生都可以直接去亲临参观。受到西方艺术形式的启示，刘勃麟采用汇聚绘画、物理空间、人体作为创作部分的融合方式，制作出“隐形人”系列。
　　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华人艺术家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当代知名艺术家徐冰以印刷术的方式创作“天书”；旅美艺术家，也是2008年奥运会烟火总设计师蔡国强以火药爆破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们采用了西方人熟知的中国古代文明印刷术与火药的方式，进入西方艺术世界。与之相比，刘勃麟则是走了一条“西学中用”的路径，借由“隐形人”西式的表达方式，对中国社会做最为直观的诠释。
　　“现在欧美的艺术家只有两个题材：环保和战争，要想找点其他问题恐怕要到古巴或者朝鲜去采风。中国不一样，自己的问题就用不完，根本不用去国外寻找题材。”在刘勃麟看来，在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从来不缺少新闻与话题。去年5月，台湾爆出塑化剂污染饮料的新闻之后，刘勃麟将自己藏身于超市的饮料货架前，在身上画满可乐雪碧以及各种饮料罐子。“我就想表达一种担忧。现在我去商店只买水，我怕吃了某些食品之后哪天长出奇怪的东西来。”刘勃麟说。
　　2006年，第一次和画廊接触的刘勃麟并未想到，他会因此而走向西方艺术界。因为首次接触的画廊是一家法国的画廊，2007年初，刘在法国举办的画展，同年4月，刘勃麟受到国内的媒体新华网、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关注，此后，相关的艺术媒体也纷纷对其进行报道。到2009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许多人关注奥巴马的同时，刘勃麟“讨巧”地做了一个着了火的青铜雕塑“奥巴马”，由此而受到包括美联社在内诸多媒体的追捧，从此声名鹊起。如今去国外做作品的刘勃麟，在意大利或俄罗斯的大街上也会有人认出他。
　　获得一定名誉和艺术地位的刘勃麟，如今穿着带有意大利式样的高级皮鞋过着体面的生活。出名对于刘勃麟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的思想应该讲没什么改变，但是使我对实现理想更加近了。在2001年的时候我只是敢想，但是我没钱去做，而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那么难的时候都要坚持我的理想，那么现在有能力更要去做。”刘勃麟说。
　　这种想法并非一蹴而就，期间也经历过好几个阶段。起初的创作源于反抗，刘勃麟想要证明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价值，有维护生存、表达自由的权力。后来他逐渐发现，由于反抗的对象太过于虚无以及巨大，犹如以卵击石。因此，在第二阶段的刘着重用一个个体的遭遇唤醒观者的共鸣。
　　在“下岗706”的作品中，他将6个下岗工人隐形于服务了多年的工厂中。这些人从一开始工作就在这个工厂，而下岗却将他们的青春梦想乃至现实生活都击得粉碎。刘把这些在社会转型中无所适从的人们的情绪用隐形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对他来说，好的艺术家是对社会问题、社会价值提供一种精神层面的可能，“艺术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准目标，向生活的纠结之处开炮。”
　　正因为这种对生活困境的关注，中西文化差异并没有泯灭彼此的接纳。而刘勃麟一直认为自己的艺术需要对中国有一种理解，比如对中国人的普遍意义的理解。刘曾经在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做过一件作品，在剧院正对着舞台二楼的皇室专区，他将自己隐没在座位里。这一灵感源于千篇一律的电影院的椅子，刘勃麟认为这恰好反应了中国普罗大众所受的千篇一律的教化，好比将每个人安排在雷同的椅子上，毫无个性地被淹没。
　　“我的这些反映中国社会形态的作品实际上是能够触动他们的。但你说到改变，我认为没有量的积累，达不到质的改变。作为艺术家，我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什么。表现，或者提醒，这是我的作品能够做到的。”刘勃麟说。就如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作品《局外人》里描述的，这是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漠然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