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研究》【我与《教学与研究》的“实践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92-03　　我和《教学与研究》的初次接触，是在1987年左右。那时我还只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当时国内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刚刚兴起，一时缺乏合用的教材。《教学与研究》为此开辟专栏，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连载了由高鸿业、吴易风教授合写的西方经济学讲义，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想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便致函杂志社，专门购买了刊登这些讲义的各期杂志。
　　高鸿业、吴易风教授合写的这些讲义，后来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教材的特点，是在每章讲义的最后附有一节批判性的评论。这些评论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传统，即坚持批判地、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经济理论，而不是盲目照搬或迷信。当时我并没有料到，刊载了这些讲义的《教学与研究》会和自己的学术生涯发生持久而密切的关系，对我在学术上的成长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向《教学与研究》投稿，是在2000年。当时我从英国访学归来不久，刚刚译完曼德尔的名著《权力与货币》。我抽暇研究了吴易风教授在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吴易风教授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和自己研读马克思时形成的印象十分契合。但吴易风教授说出了我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却没有能力系统地表达的思想。我从内心里赞同吴易风教授的下述基本观点：第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三概念模型，也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而不是后来流行的两概念模型；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不只是生产关系；第三，透过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研究了资源配置问题，并且由于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中纳入了生产关系的影响，故而优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分析。这些观点在今天已广为人知晓，并成为当下政治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在研究了吴易风教授的文章后，我曾就相同主题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就是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文中，一方面对吴易风教授的上述观点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也就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提出应避免对这三者的关系做决定论的解释，为人的选择留下适当的位置。今天看来，我所参与的这一讨论，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转型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以往纯粹考据式的研究不同，以吴易风教授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成果虽然也重视对文本的诠释，却在问题意识上实现了重大转换——判断一种观点优劣的首要标准，在于它能否扩大被传统教科书人为缩小了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解释力。恢复生产方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地位，而不是如传统教科书那样，把生产方式仅仅视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恰恰有助于达到这样的目的。一般而言，也只有从这种角度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才能在日益多元化的话语环境中，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
　　除上述问题之外，这一时期我还在《教学与研究》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一文。这篇论文概括地表达了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2001年)里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理论和企业理论，这样一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就没有获得一个足够完整的理论说明。后来，参照演化经济学的表达，我将问题的提法改换为，如何阐明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制度联系。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没有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始终没能回答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理论的断层；换言之，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尤其是资本主义部分)无法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一个真正的理论论证。
　　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在《教学与研究》几代编辑的帮助下，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取得了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崭露头角的机会。与此同时，通过为许多青年学者提供思想发表的平台，《教学与研究》也贯彻了它的宗旨，即将自身塑造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权威刊物，历时60年而不衰。在南京大学确定的CSSCI来源期刊当中，《教学与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代表性刊物，近年来一直居于同类期刊的前列。
　　近年来，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趋于转暖的标志，各种学术争论明显地增多了。《教学与研究》也介入了一些争论，策划和刊发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争鸣文章。2000年前后，国内学界曾有过一次围绕劳动价值论的大讨论。参与这次讨论的人数众多，积累的文献数量也十分可观。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次争论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背景，留下的理论遗产并不太多。其中围绕“成正比”问题的争论，是在这场大讨论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学者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独到贡献。
　　“成正比”理论的出发点，是对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里总是创造相同价值这一传统命题的反思。“成正比”理论假设，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劳动的复杂程度也有可能提高，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前述命题就可进一步拓展，同一单位时间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2010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专门就“成正比”问题举办了一场讨论会，会上出现了面红耳赤的激烈争论。为了进一步促进对此问题的研究，推动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教学与研究》从2011年夏天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刊登了7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激起了政治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次我没有直接为《教学与研究》撰写文章，但这场争论却和我脱不了干系。一方面是因为我参与了这组文章的约稿和策划，另一方面，我在2005年以来的若干文章里提出的观点，在争论中也成为商榷或辩护的对象。在刊发的这组文章中，虽然不乏纯粹学术观点的交锋，但也可以察觉到在类似争鸣中常见的“火气”。为了引导争论，避免出现国内学术界常有的偏离学术批评本身，动辄“上纲上线”的偏向，《教学与研究》的编辑动了不少脑筋。从总体上看，《教学与研究》刊发这一批文章是成功的，它鼓励了在基础理论上进行的创新，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