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笔法细致的 温暖的现实主义

　　 在年出千部长篇小说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能找到一部令人感动的作品并不容易。读了黄佩华的长篇小说新著《公务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后，我确实被感动了。这种感动不是冲击性、震撼性的，而是默默的、沉潜的，有如静水下的深流。
　　与作者此前的诸多作品一样，《公务员》也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营构的。顾名思义，小说是以公务员这一人群为叙述主体。应该说，这一题材并不新鲜，即使不将《国画》《沧浪之水》《抉择》《国家干部》等以中高级官员为描写对象的所谓“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包括在内，此前的《单位》《一地鸡毛》等表现政府机关普通工作人员生活的作品亦早已享誉文坛。因此，黄佩华的这一题材选择无疑面临着极大的难度，何况又同属现实主义的写作路数。然而，同时代人的前作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可以成为后来之作另辟蹊径的路标。《公务员》正是这样一部在同类题材领域开出新境的作品。主人公吴启明研究生毕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七年后，被提拔为厅办公室管行政的副主任。身份的变化使他从两人合用的办公室搬进了一人一间的办公室，并被派去省党校学习。从党校回来不久，就被抽调下乡扶贫。作为一名并非居于要害岗位的副处级干部，他的生活与未提拔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每天骑着一辆老旧摩托车上下班；到菜市场买菜，到建材市场买装修材料；与脾气乖戾的妻子李丽关系紧张，属于受气的角色；与对自己有好感的年轻女同事吴桐仍然谨小慎微地相处；每月将工资悉数交妻子之后，还必须找财路存私房钱，因为农村老家“年迈的母亲，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还有不计其数的红薯藤亲戚，都是他永远也偿还不清的债主，都是他无法甩掉的负担”。如果要说生活中增添了什么因素，那就是他从以前的滴酒不沾变成应酬场合中代表单位、代替领导冲锋陷阵的“酒仙”……这种避开宏大叙事、着力描写生活的原生态的小说建构方式，使《公务员》体现着与曾辉煌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的某种血缘关系，也契合着时下盛行的日常生活叙事。但它又有别于“新写实”的零度写作和当下某些日常叙事的主体性缺位，而是以饱满的情感塑造并充实着人物形象，通过对主人公吴启明及其周围同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现实的揭示，对公务员这一群体投注以深切的理解和关怀。作者不企望面面俱到地反映公务员这一人群的整体面貌，因此，大凡同类题材所多涉及的勾心斗角的倾轧、老谋深算的争夺、翻云覆雨的投靠与叛卖等阴暗心理和情节场景，为这部小说所不取。作品力图在叙写生活之重中表现这一群体的积极的、美好的情感与对职责和道义的坚守。吴启明与同事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爱互助，是小说颇多着墨之处。尤其是作品铺设了另一条叙述主线，即吴启明为帮助家乡造桥而殚心竭力四处奔走，并以母亲毅然将儿女给自己留做棺木的红椿树捐出做造桥的模板收尾，更是一种价值与情感的升华。
　　《公务员》还延续了黄佩华以往小说创作的另一追求，即对桂西北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探寻与挖掘。作品没有像同类题材的小说通常只局限于官场的描写，而是将城市与乡村、官场与民间交叉结合，通过吴启明的几度回老家探亲，对桂西北农村的乡风民俗作了生动的展示，对桂西北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面貌、农村百姓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作了颇为深入的刻绘，这使小说在获得表现生活的广度的同时，也使人物形象的塑造因具有历史文化的蕴涵而获得厚度和立体感。
　　小说还向读者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在新世纪诸多新变中的一个面向。它结构沉稳、节奏舒缓，不以情节的大起大落取胜，朴素的叙事中保持对生活原貌的忠实，但摒弃了冷冰冰的零度情感，而是向作品和人物倾注热情；它以对价值的坚持和坚定的人生态度，告别了对现实的模糊和游移心态，使创作的主体性始终丰满；它无意于宏大叙事，但并不局促于个体空间和私人生活，而是从地域和民族文化中扩展作品的容量，从人物与底层百姓的休戚与共中开拓作品的格局，升高作品的温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务员》显示了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迹象――一种温暖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