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中女性自身的抉择与出路] 男权社会

　　【摘要】鲁迅先生的《伤逝》与丁玲女士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分别塑造了子君与莎菲两个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资本主义自由思想传播过程中，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两个新女性的形象。本文从创作的社会背景、作品的创作者以及原文的解读等三个方面对两个文学形象进行比较分析，解读特定时代下人物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　女权运动　女性出走　回归男权社会
　　
　　五四文学革命后，男女平等的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开始在中国先进的民众中广泛传播。文学的革命使得这一观念深刻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一系列接受过新文化熏陶，大革命洗礼的新女性形象大量出现。其中，鲁迅先生《伤逝》中的子君和丁玲女士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是两个非常突出的文学形象。本文对此进行对比分析。
　　《伤逝》与《日记》的创作年代是基本相同的。《伤逝》完成于1925年十月，《日记》则写于1927年。此时，五四社会及文学的革命热潮已渐渐退去，虽然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民主、科学、民权、新的文化和文学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新的社会秩序并未真正建立，革命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文化上，当时正值中外文化互相交融，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口号，对中国诸多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对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批判。而此时，欧洲的妇女运动也正在以空前的声势展开，它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中国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争取妇女权利参与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了她们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以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由为特点的新女性应运而生，子君和莎菲就是很好的反映了她们的生存处境与状态。
　　再从作品的创作者上看：《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但是《伤逝》又绝对不是单纯的反映爱情的。更多的是对女性自身出路的揭示与新女性出走之后的深深担忧。当时的社会中，在女权运动中，受易卜生主义的影响颇深。但是鲁迅先生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清醒认识，则尖锐地指出“娜拉”式的出走，在中国不但不能使中国的社会改良，甚至连救出自己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他的笔下的子君就是这种结果的体现。而丁玲身为一名女性作家，用饱含情感的笔墨和独特的女性视觉，描述了近代女性意识的发展和成长。她突破了五四以来的女作家所走的“淑女型”的路子，是对传统的极端叛逆与对新女性存在价值及出路的探索。丁玲出身于一个富贵的封建官僚大家族中，养成了自尊、藐视世俗，同时又敏感脆弱的性格。从某种程度上说。莎菲身上的很多特质，在作家自身上都是可以找到的。
　　当然，比较作品的关键还是在于对原文的解读。《伤逝》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以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记形式来使故事展开。这一叙述视角，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推动情节的设置，同时也是交待了整个男权统治的社会背景和男性话语的强大。小说的一开始，鲁迅就把一个坚强，果敢，有着新思想的女性形象推到了大家面前，在涓生的急切等待中走进了小院儿。她虽然生长在封建的家庭，但是新的思想灌溉着她的头脑。“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正是这位新时代女性发出的觉醒的声音。就连叙述者涓生都佩服她的“透彻与坚强”比自己还多。之后，子君勇敢的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与涓生大胆的公开同居了。在讥笑和猥琐的目光中只是“只是镇定地缓缓前行，坦然如人无人之境。”而这点，是连作为子君的启蒙者和爱人的涓生所做不到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背后，则是与过去的彻底诀别，尽显女性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但是鲁迅的眼光是独到的，他没有把这种勇敢的诀别与出走看作是女性的出路，而这恰恰只是一个开始。出走后呢?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不给他们过多的选择权利。所以，子君只能又重新投入了繁琐的日常家务中，辛苦的生活使她再也不去读书，再也没有了新女性的锐气与锋芒。虽然是从旧的家庭中走了出来，却已经跳入了另一个以男性话语的世界，无疑是另一种封建。所以。当涓生残酷的宣布已经不爱她的时候，她也只能又回归原有的家庭中去，幸福的生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也随之瓦解。她自己也在多重的社会压力和对涓生深深不舍中离世了。
　　与鲁迅不同，身为一名女性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完全是通过莎菲的日记展开情节，从女性自身的角度进行描写。文章的一开头，映入人视线的便是莎菲的百无聊赖。其实，这种百无聊赖更多的是存在于新女性自身的精神层面的，是在追求个体存在的意义与强大的外部现实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这一点，其实和子君结婚后的情况其实是可以相对照的。接着-日记中便详细叙述了莎菲与苇弟，菱吉士还有朋友的交往过程中细腻而丰富的内心感受。莎菲有自己的生存哲学，那便是‘‘要使自己快乐”。其实，这正是体现了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的一种反映，她们正在追求自身生存的意义。而她所找到的实现方法竟同子君是如此的相似，那便是“爱情”。其实，这也正是当时的新女性表达对社会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与所寻求的出路。在莎菲的情爱关系中，苇弟性格懦弱，与莎菲不能够做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但是苇弟的到来又使莎菲的物质上得到了一定的丰富，这一点却是莎菲所喜欢的。而对于菱吉士，莎菲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她被他的英俊的外表所吸引，“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么?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两个诱人的小东西。”这种对于女性爱欲直接的描写可以说空前的，是女性对自己欲望、本能和身体的书写。但是在爱慕着他美丽外表的同时・莎菲很快发现了菱吉士美丽外表下的卑劣的灵魂，“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能在客厅里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十几个穿的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由此可见，新时代的女性对传统男权社会中好男人的标准的不满，以及对灵肉结合的爱情的强烈渴望。
　　对比两篇文章，我们发现，在反映女性追求与出路上，两者都共同说明了一个困境。那就是：随着五四运动取得的一部分成绩。女性获得了可以和男性对话的权利，但是，它并未对传统的男权社会进行颠覆。这种表面上的“解放”给女性带来了困惑，她们认为新时代的男性给予她们的婚姻就是她们的最终目标。但是这种寻求着庇护的做法与愿望，不恰恰是对传统的男权社会的一种回归么！
　　莎菲和子君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与其说是自身的，倒不如说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子君和莎菲的命运或许正代表了五四后新女性的不同的两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坚毅的身影。“子君是初级阶段的奋斗者的形象，而莎菲在高层次上追求精神的平等后而失败的悲剧形象。而从根本上说，这种探究虽然是失败的，但却带有了先驱者的实践精神与意义。从家庭到社会，从追求婚姻自由到探究人生的意义。子君们和莎菲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