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与反读经】 一个白一个反读什么

　　刘川鄂，男，1961年9月出生。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鲁迅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张爱玲传》、《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等学术著作，与人合作《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批评文集。发表关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鲁迅、闻一多、张爱玲、现当代湖北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另有关于大众文化、足球、婚恋、学校教育等方面的散论及散文创作百余篇，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
　　
　　一.严肃的话题 热闹的论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尤其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转型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增，少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自大心理也随之膨胀。要说明强盛，仅有GDP是不够的，需要从文化上来证明。而能用以证明的，显然不是民国以来的外来文化只能是传统中国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热、“国学热”鼓吹者的逻辑。
　　把这个解释自身的逻辑延伸，则有了“救世”之意。一位被外界加封的“国学大师”的一句“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感言，成了宣扬中国文化救世者们的精神支撑。在高度全球化、高科技化的新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担忧外来文化的“负面”因素影响中国的下一代，他们期冀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抵御和消除这些“负面”的东西。既以国粹来培养青少年，又以“中药”来医治全球化时代的文明病。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的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形成了良性互补，其价值观念、是非标准、伦理规范、审美尺度，对现代社会有着积极作用。而体现这些文化精髓的经典自然被奉圭臬，读经于是理所当然。可见，读经是“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
　　世纪转型期，中华大地一片“读经”声。有的发宣言、有的办刊物、有的在小学中学大学不遗余力地实践，一股宣扬和推行“少儿读经”运动的热潮自90年代绵延至今，并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的热门事件和焦点话题。
　　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曾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的储蓄银行”，他的学生王财贵身体力行，自1993年起发起并推动“少儿读经”运动，至今已有数百万儿童参加。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启功、夏衍等9位全国政协委员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1998年6月，团中央、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了“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该工程由中国青基会下属的社区与文化委员会负责实施，著名学者季羡林、杨振宁、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担任顾问，南怀瑾担任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青基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辑了《中华古诗文读本》，选编从先秦至近代的300篇古诗文经典之作，分为子、丑、寅、卯等12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配有录音磁带。由于主办单位所具有的不言自明的官方色彩，该工程已在全国三十个省(市、区)的数千所学校的430余万少年儿童中开展起来，同时受其影响并在其中受益的成年人也超过2500万人[1]。仅北京市就有200万12岁以下的儿童接触到了诵经教育[2]。另外的数字是：专家估计，儒家经典诵读工程推行10年来，中国内地有100多个城市数百万少年儿童参与了经典诵读活动，北京民间开办的读经机构接近10家，潜在的读经幼儿群体超过50万。台湾、香港也有100多万儿童参与，东南亚及美国、加拿大、卢森堡等地，也有300万家庭受此影响。[3]
　　这几个数据是否有水分，究竟成效如何，是值得怀疑的。但声势足以浩大，人气颇为旺盛，却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9月21日《广州日报》头版头条的黑体大标题是：《四书五经进特区小学》。校方认为“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保存自身文化优势更显必要”，所以要在全校“发动一场‘新六艺’国学启蒙行动”。近年来，武汉部分学校将读经定为选修课，有学校还将其写入班规，将见面行队礼改为90度鞠躬。
　　2004年10月15日北京“孔子文化月”圆满落幕，与之呼应的“经典诵读工程全球测评”启动仪式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台湾华山书院院长、全球读经文教基金会会长王财贵博士应邀专程与会。他期望把读经风气推广开来，并高兴表示：中国各地高校参与，政府高级官员指导，海内外社会团体努力，中华民族文化大复兴的日子真正来临了。[4]
　　新世纪有影响的读经倡导者是所谓“当代大儒”蒋庆。2004年，他花费两年时间编撰的一套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以下简称《诵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华孔子学会主编、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学术机构支持出版，其中收录了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设计为12册，并给文章的每个字都加注了拼音，是为了使小学6年的12个学期里，“每天诵读一课，每学期诵读一册”。此书被列入“正式出版儿童学经教材”和“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
　　“在当今中国，正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今天中国的儿童，正是明天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担当者。因此，本《诵本》编订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所有的儿童提供一个诵读中华文化经典的最基础的教本。”《诵本》前言之“编订宗旨”正映证了本文开头对文化复古思潮抬头原因的分析。“读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与希望”[5]，旅美华人学者薛涌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6]，针对蒋庆编撰的这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和诵经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置疑和批评，并引起了一场较为广泛的论争。薛涌赞同蔡元培废除读经是“英明之举”，更反对现在还让孩子们读经，反对“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他视蒋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这种思潮如果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将有“回到蒙昧之虞”。
　　《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最初发表薛涌文章的《南方周末》，7月22日再次以专题的方式刊发了四篇文章，将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网络上讨论也非常激烈。“世纪沙龙”上有网友评论说：“倒也不必怕，这种倒行逆施的东东是得势不了的！” “好，不能虐待儿童！”“如此愚昧的东西为何能形成‘运动’”？“文化承传乃自然选择过程，无须‘大师’们奔走呼号！”等等。
　　读经活动的推行与争论之高潮在2004年前后。此后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全国各地的少儿读经活动已呈常态化发展之势。“参加读经的少年儿童人数正在逐年增加，为了让孩子能受到更好的国学教育，有的家长甚至让孩子离开了正规的学校，进入了以教授国学为主的私人学堂。”[7]在杭州，每到周末，孔氏南宗家庙后花园的书斋中就会传出“少儿读经班”琅琅的诵书声。来这里上课的都是由父母陪同而来的小学生。上课是免费的，老师也不教认字、不做任何解释，只管教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8]孔氏南宗家庙读经班、孔府论语普及社、《论语》普及示范点等团体不断涌现，节礼日穿袍跪拜、集体诵读等近于闹剧的活动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国学班时有耳闻。
　　二.中国古代经典的合法性合理性质疑
　　20世纪读经与反读经的争论一直没有完全中断过。中华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当局取消了读经课。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以文化重建代替社会改造的运动，其实也是一场反读经的运动。新文化先驱们的大声疾呼、慷慨声讨，使古代经典的权威性全面丧失。但在文化多元、价值纷繁的世纪转型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抬头，读经声四起。因此它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是十分正常的。
　　作为一个深受五四现代文化熏染的中国人，我也是读经运动的强烈反对者。针对蒋庆及读经提倡者的某些观点，在此提出我的质疑并简要陈述反对读经的理由：
　　1.中国古代的“经书”现象是把学术权威化、官方化的产物，不利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如同很多中国文化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是一种泛政治、泛伦理性文化，专制政体不可能提供学术自由的学术环境，其思想学术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没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性。因此，古代经典不是在一种纯粹的自由竞争公平发展的条件下诞生的，它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和皇朝色彩，是一种官方经典、钦定经典、御用经典。一次次的焚书坑儒、一次次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次次的文字狱，一次次的大型官方编纂所谓“全书”，都是在官方意志指导下的思想文化清理，把某些符合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书籍抬高到经典地位，必然把另类的异端的学说歪曲扼杀。古代的“经书”现象是把学术权威化、官方化的产物，不利于学术思想自由。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在极大程度上是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官方学说。它的官学背景使其更易流传更易定为一尊，更易捧为经典。新世纪的读经倡导者无视中国古代经典产生的特殊机制，独尊儒家，表现了一种狭隘的经典观。
　　2003年夏，蒋庆应邀赴湖南长沙参加“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会后的访谈中，他强调说，古代文献未经孔子删削编定之前，不得称为“经”，只有经过孔子删削编定才能称为“经”。他给“经”下的定义是：所谓“经”，就是最初由孔子整理编定的、继而由诸大儒阐发撰述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体现“常理”“常道”的、被历代中国人公认享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具有人生理想教育功能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课本教材的儒家诸经典。[9]
　　两千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私学与官学在经典教育上所选教材的标准都是儒家经典，因为只有儒家经典把道德放在首位，具有培养理想人格与引导积极人生的正面功能。因此，儒家经典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具有正统性，在中国讲中国文化经典的教育实际上就是讲儒家经典的教育。为此，他在编撰诵本时将道家等同样是传统文化主体构成的典籍全部排除在外。
　　在反对或者赞同读经者当中，蒋庆提出所谓经典的正统性是引发争论的一个热点。有人批评道：“名为《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却只收儒家经典，本身就表现出狭隘的排他性，不知道这是否符合蒋庆先生所说的圣贤义理之学？如此不宽容的儒家中心主义立场真能引领中国文化走上复兴之路吗？”[10]
　　姑且不论这些经典的内容的合理性，仅从其产生的合法性而言，都是值得怀疑的。世界优秀文化经典不仅具有内容的超越性和永恒性，而且是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在与官方学术和庸众思想的斗争和超越中诞生的。把古代中国不正常不公平环境中的经典直接搬来做现代人的不二法宝，无视世界文化经典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短视和偏见，而且也有造成和强化新的学术霸权新的思想垄断的危险。中国人好不容易摆脱了大一统思想钳制，又要我们重回思想牢笼中去吗？这是万万不可的，也是万万不可能的，哪怕它以所谓“经典”的名义！
　　2.古代“经书”的基本原典理论如忠孝仁义节烈等不能进行现代性转化，不能成为当代精神资源
　　在封建社会内部，虽然也有一定的质疑批判之声，但基本停留在是否正统或局部修正上。近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其“经书”的负面价值的批判，一直不绝于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审父”运动，父亲的至理名言、经书子集受到了集中的猛烈的批判。现代新儒家们一直对五四新文化耿耿于怀，认为它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受益于五四宣扬的现代文明的普适价值：民主意识、自由观念、人道主义、男女平等、个人尊严等等。而这些正是中国古代经典中的盲区。缺乏人类普适价值的古代“经典”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一直受到正当的怀疑。读经倡导者对五四启蒙家的反孔言行不予回应，直接跳过五四去拥抱老祖宗，从方法论和学理性而言，也是有问题的。
　　在关于少儿读经的讨论中，类似的看法很多。一位网友说：“儒家经典最大的问题，在学识浅薄的我看来，一方面是以治国、平天下的高调诱导害人；另一方面则是行为上的趋炎附势，以漠视甚至欺负弱者为能事，这也是历来大多数孔孟之徒乃至当今很多粪青的嘴脸。读经的被抛弃，不过是时代的选择――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而已，是过去那些从小就饱读经书而觉悟了的一代或几代人的自觉选择。如果今天的蒋庆先生们，认为这一时代选择是错误的，是毁了中国人，需要重新恢复读经才能救中国，那么如此特别的主张，就需要特别的证据。”[11]
　　讨论中，有人直指蒋庆的选本，对让刚受教育的一年级小学生读《孝经》表示忧虑。《孝经》第一章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明显表现了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家族本位意识。第五章所说“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有支撑专制主义的意味。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御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等级壁垒森严，现在的儿童切不可单纯地相信甚至仿效。
　　中国人以“孝”为人伦之本。孝本是指未成年人和青壮成年人对已衰老的成年人的尊敬和奉养，作为一种对弱势人的关怀，当然无可厚非。但它却是一种强制性的等级化的道德律令，是在一种不平等的身份和心态中进行的，往往以下一代的牺牲为代价，因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人道关怀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以“忠”为君臣之本，它不是建立在对真理、信仰的忠诚基础上的上下级关系，更没有平等互爱的先决条件，它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服从的愚忠。因此与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忠诚不可化约；中国人以“义”为兄弟、同辈之本，但对张三的义往往意味着对张三敌人或对手李四的不义，义的先决条件不是理性和正义，而是莽汉式的侠义，不利于理性交际、法制社会的养成；至于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更是对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妇女的绝大不公，扭曲人格、漠视快乐、没有平等、更危及生命。类似的表述在读经倡导者的老祖宗孔老夫子的“经典”里不难找到，现代人有什么理由还把它们奉为经典？
　　现代名家梁漱溟说个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盲点，当代哲学家张子扬称个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黑洞，当代著名小说家王小波说，孔孟经典说来说去不过是协调人际关系，从不讨论人的价值,尊严,快乐。他质问从古到今有几个中国人感到过人性的尊严？现代性的根本性在个人性，而中国古代文化是蔑视个人的文化，没有民主自由平等个性宽容这样一些人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其基本原典理论如忠孝仁义节烈等不能进行现代性转化。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诞生的经典，能成为当代精神资源吗？其合理性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和某些反读经者看法一样，我认为提倡和鼓吹学生读经，易膨胀民族自大心理，易养成“宗经”、“听话”的奴性人格，不利于现代人文精神的培养。
　　近百年的现代历史表明，今日中国社会的某些不良现象，不是反传统文化造成的，而是反得不够造成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政治民主，公民意识等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还未成为20世纪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这才是教育文化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应该有更多彰显现代人文价值的公民读本、人文读本、现代经典。
　　三.诵读方式的可行性质疑
　　《诵本》为有感于“目前少儿读经缺乏一部完全由儒家经典组成的正统教材”而编。除了认真精细的选文外，倡导者设计了三种诵读的类型：胎教诵读类型、学龄前儿童诵读类型、小学生诵读类型。还特别推荐了诵读的方法。他认为：“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所以他主张进行“蒙学教育”。四种诵读方法：系统日课诵读法、系统散课诵读法、自由选择诵读法、系统加速诵读法。可以不拘一格：可以一日背两课，也可以两日背一课；可以按系统顺序诵读，也可以自由选择诵读。但编订者推荐第一种诵读法：系统日课诵读法。
　　这套“诵本”，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0多万字，800多课时。对象是3到12岁的孩子。“从小抓起、人手一册、每天一课、分类诵读”，是读经运动的基本做法。
　　杭州“少儿读经班”的创立者、孔子第75代嫡长孙孔祥楷有自己的见解――孩子年龄小、理解能力偏弱，老师讲解的未必就对，不如先背下来，以后慢慢体会，这就像储蓄，先把知识存在孩子的脑子里，等他们长大了，自然可以从里面取用。[12]
　　这种做法带有专制性。
　　中国古代文化并非只有儒学，古代经典也并非只有儒家经典。何况儒家学说的当代价值一直有争议，复古主义者从来就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争议。一些连学界、连成人都没有完全讨论清楚达成共识的东西凭什么硬塞给未成年人？凭什么又来一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教育内容的专制；在教学方式上，也是专制的。蒋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他所选择的诵经者是“蒙童”。“他认为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先接受。硬要把这些经典塞给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让他们死记硬背。只许死读，不许思考也没能力思考怀疑。也是与现代教育观念背道而驰的。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说，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有监护权，包括受教育的监护权。读经派没有充分说服社会、充分说服家长，协同某些文化教育部门强迫孩子读经的做法，也是不能容忍的教育专制。
　　这种做法带有残酷性。
　　《诵本》导言说：“六年课程加起来共898课，学校可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每天安排半小时在校诵读，如果学校没有安排诵读，学生家长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每天安排半小时在家中诵读或在社区读经班诵读。当然，如果每天能安排一小时诵读，效果就会更好。”
　　如今学生的教学负担本来就很重，“减负”的呼声越来越大，这么多课时去读经，增加了学习负担。使孩童多动好玩的天性受到更大的限制，也使孩子们了解现实、接触世界多元的文化的时间受到更大的挤压。
　　这种做法带有欺骗性。
　　为了使读经活动能得到学校和家长的支持响应，编辑出版者采用了与应试教育和学生成绩挂钩的商业性策略，强调：本《诵本》为“中华孔子学会”推荐教材，是进行全国“儿童读经评比活动”的统一定本。并开展评级活动。把儿童读经评比活动分为三级：能流畅背完全《诵本》十万字的为第一级，能流畅背完六万字的为第二级，能流畅背完三万字的为第三级。儿童读经评比活动由“中华孔子学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定，达到级别者发给“中华文化经典背诵级别证书”，如同“奥数”和英语“考级”一样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四.重大教育举措应充分论证
　　蒋庆在《诵本》前言・编订宗旨中说，191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废除了小学“读经科”后，中华民族就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失去了文化根基和文化身份的民族。加上中国内地“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此后一直有破无立，延绵了两千多年的作为基础教育的经书终于被视作“文物”束之高阁，整个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
　　可以说，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弘扬世界先进文化是20世纪中国的一项伟大成就。反对读经、尤其反对学校教育中开设读经课，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识。
　　在多元文化共生的今天，如果把读经作为个人的爱好、个人的修养，无可厚非。少数人借助媒体反复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学校读经，在舆论上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也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自编教材、自办学校进行读经尝试，也是应当允许的。但是，公办学校开设读经课，实为不妥。事实上，读经已进入我们国民义务教育系统的一些小学中，对这些孩子及其家长，已不是可选择的民间行为而是必须接受的课程，这种做法应当检讨。受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学校是公共资源，是纳税人的辛苦钱支撑的。在社会没有充分论证、达成共识之前，任何教育主管部门、任何学校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如此重大的教育举措，从法律程序而言，应有充分的全民讨论，应有更多学者、教师和家长的参与论证，应有法律的授权。
　　
　　注释：
　　[1]参见该组织全国组委会主任陈越光的介绍：https://learning.省略/2003/1
　　2/17/47/article217054743.shtml。
　　[2]文汇报资讯https://www.省略
　　/xwzx/whyyyl/t20040610_95246.htm。
　　[3]《内地掀起“读经”热》《哈尔滨日报》 2004年10月19日。
　　[4]www.省略 2004年10月16日14:15 中国新闻网。
　　[5]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
　　[6]《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
　　[7]《少儿读经教育再推新举措》山东商报， 2010年12月6日。
　　[8]《少儿读经班：一种文化传递的少年实践》浙江日报， 2010年9月28日。
　　[9]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载Confucius2000.com《蒋庆文集》
　　[10]王晓华：《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读经――对蒋庆读经理念的批评》，《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
　　[11]《丑陋的“读经运动”》 LEARNING.SOHU.COM 2005年2月18日。
　　[12]《少儿读经班：一种文化传递的少年实践》浙江日报，201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