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柯里昂 [仰望唐柯三]

　　我差不多已有十年的时间痴迷民国时期的回族人物。　　这样的人物在民国的历史风云中虽然没有赫赫权势，更没有被浓浓笔墨写入史册，但他们却以自己的奋斗奏响了民国时期的时代华章。有着多重身份的民国回族人物唐柯三，正是这样一位肩扛大山的男儿。
　　唐柯三，字仰槐，1882年出生于山东邹县。他大约是那个时代中第一个进入北京大学求学的回族青年。我见过他中年时的照片，光秃着脑袋，宽厚的脸面，嘴角留有一撇胡须，身形亦如《水浒传》里描述的山东大汉，但他鼻梁上时常架着一副黑框圆边眼镜。我喜欢这样的形象，寡言、庄重而又不失威严，让人心生敬仰。
　　身为文人的唐柯三，开启了回族现代教育史上一个新鲜的时代，也曾领导过三千名黄埔军校的抗战健儿；身为政客的唐柯三，组织起了浩大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更是将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边疆蒙、回、藏各少数民族。
　　时隔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回味唐柯三，所体悟到的更多的是这位文人兼政客苦苦求索的一生。
　　唐柯三出身名门，是晚清民国年间显赫的望族人家，被时人誉之为“山东唐门”。
　　唐家人数代为官，唐柯三的父亲唐承烈在童年时便来到京华求学，“深受回儒家风熏陶，素以济世救贫为己任”。青年时代的唐承烈曾在川西地区担任雅安知州，在任时曾题写《崇俭习勤》匾额悬挂显眼处，与僚属共勉励。
　　唐柯三自幼是聆听着父辈人为官从政的故事长大的。他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经汉两通，学识渊博，正直谦和，又写得一笔家传书法，深得四方爱戴，“尤其是受到承烈公外争国权、廉正政声的言传身教，对他爱国思想的行程，影响颇深”。1905年，父亲唐承烈去世，唐柯三年仅二十三岁，刚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毕业。
　　走出北京大学校门的青年唐柯三从晚清内阁中书督办盐政处川滇盐务委员任上，开始了他在仕途泥沼中的艰难跋涉。从此浮萍漂泊，四海为家。
　　1925年，已在北京、甘肃、厦门等地官场上磨砺了二十年的唐柯三，奉命出任济南道尹。此时，他已是一位四十三岁的中年人。
　　岁月悠悠，去日已多。这时的唐柯三深感回族青年需积极学习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紧迫性，遂与三十岁的阿訇马松亭一起开始筹办成达师范，为回族社会培养开明的教长、校长和会长。成达师范草创时期，学生寥寥数人，而唐柯三仍兴致勃勃，他对自己的学生讲：“诸位是将来要做人的师表的，你们将来是要领导人的，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你们对于个人的品学都要刻苦地修养，为人的模范。”济南道尹兼成达师范校长的唐柯三，制定出四字校训——“笃诚敏健”。“笃”，是厚道的意思；“诚”，是不欺的意思；“敏”，是敏捷的意思；“健”，是强健的意思。所谓“笃诚敏健”，既是校训，也是对于学生毕业后，服务社会的要求。
　　1928年，济南“五卅惨案”爆发。受时局影响，原本生源寥寥的成达师范学校，更加门可罗雀，这让唐柯三大为焦虑。
　　回族将军马福祥的出现，改变了成达师范一筹莫展的局面。
　　当时，五十三岁的马福祥正值人生事业的顶峰期，时任国民政府委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久后，又短暂就任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直至出任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襄助蒋介石处置西部边疆事务，从而一跃成为国民政府所倚重的要人。
　　唐柯三得知马福祥小住北京报子胡同私邸，遂亲自前往面陈一切，诚恳地请求他扶持成达师范。岂料，这位操着一口浓浓河州口音的西北籍官员，颇为开明地向唐柯三与成达师范发出了邀请——可将成达师范迁徙到北平办学。
　　1929年年底，在马福祥的关心与帮助下，成达师范开始在北平办学。办学的场地、所需财物主要由马福祥提供。在这位国府要员的关心下，成达师范学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马福祥帮助了唐柯三，扶植了成达师范学校，但却调走了唐柯三。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时任安徽省主席的马福祥领衔组织召开蒙古大会，决心以此次会议“研究对内蒙古实行自治，尔后将外蒙古收回之策”。在马福祥的举荐下，唐柯三被蒋介石任命为蒙藏事务委员会总务处长、蒙古大会秘书长。前往南京任职的唐柯三，从此只能遥领成达师范学校校长职务。
　　接受新职务以后，唐柯三协助马福祥悉心组织蒙古大会的筹备工作。1930年，是中国动荡不安的一个年份，中原大战的枪炮声隆隆作响，硝烟弥漫在神州大地。安徽省主席任上的马福祥，为国家的统一而奔走在国内各巨头之间，斡旋劝和。蒙古大会的前期筹备工作，几乎完全落在了唐柯三的身上。
　　唐柯三起草文件、组织开幕词，与马福祥商讨一切。国家在打内战，南京却如期举行着盛大的蒙古会议，有条不紊。蒙古代表“不畏艰险，浮海南来出席大会”，唐柯三悉心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介石闻讯，不时发回电报，指示马、唐诸人代为热烈款待与会代表。唐柯三建议马福祥，以蒙古大会主席的身份，联动行政院各部委，一起召开了这次影响北中国命运的会议——“对于蒙古方面，本扶植自治之心，定建设开发之策”；“推广教育，增加人口，开辟实业，固在与国防之脉络相通”。
　　唐柯三事务冗繁，无暇顾及成达师范学校。身为校长的唐柯三，后到北京公干时，自惭而动情地说道：“我在南京为国事奔忙，对于学校多有顾及不到，实在抱愧……我的身体虽没有在北平，但我的心里却没有一时一刻不纪念着北平。换言之，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在北平，但我的心却从没有离开过成达师范。”
　　在唐柯三的指引下，成达师范成就了中国回族教育史上最早的师范教育，“也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伊斯兰师范学校，其历史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堪称一面旗帜”。
　　任职蒙藏事务委员会，是唐柯三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日。那时，平静一时的西藏，因为琐碎小事，又与西康争端日棘。川藏双方驻军时有冲突发生。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化，为了安定西南边疆，1931年3月23日，行政院派遣唐柯三奔赴西康前去调解争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阳失陷，国民政府无暇西顾，命令唐柯三尽快结束谈判。唐柯三一个人战斗在西康，明知与西藏上层亲英派和谈无望，但仍苦苦坚持。后来，唐柯三认为，一味地求和会大失国民政府在边疆的威信，遂电报蒙藏委员会——和谈无望，请撤职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