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炎秋老伯_被老伯硬上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旅居北京的老台胞洪炎秋先生，是我家在北京时常来常往的乡亲，也是父亲的莫逆之交。所以老早就想写篇文章回忆和怀念他，也许是缺乏紧迫感，就一直拖了下来。　　洪炎秋(1897-1980)原名檩。台湾鹿港公学校毕业后，于1914年赴日本东京的中学读书。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曾在北京一些大学任教。日降后被选为“台湾省旅平同乡会”会长，1945年底返台。1969年曾当选为台湾无党籍民意代表。
　　童年的记忆
　　小时候在家里常听大人们用闽南话高谈阔论，不外乎是论时局，说乡事，唠家常。对闽南话我只能听懂一些，他们都说过些什么，听过后就忘到九霄云外了。但对炎秋伯那时的相貌举止，至今却还留有印象。他无论冬夏总是穿西装，打领带，戴着一副眼镜。走路很快，行动敏捷。他比家父年长3岁，来京早4年，曾游览过许多城市，留学过日本。既见多识广，又谈性甚浓，说话风趣幽默。
　　炎秋伯的父亲洪弃生老先生，是前清秀才，一位知名的台湾爱国诗人，在我出生时他已经返回彰化鹿港，直至去世再也没有来京。洪老夫人却一直留居北京，她老人家有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穿着一双绣花鞋，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老人家手里总拿着水烟袋，据说抽水烟袋直到80岁寿终。洪老爷子吸食**，老夫人抽水烟，炎秋伯却终生不粘烟草，也不打麻将牌。
　　1935年我家从察院胡同搬到手帕胡同，洪先生的家在这条胡同东口，出大门往左拐，只需几步路就到西单南大街了。我家在胡同西口，靠近北沟沿(即今佟麟阁路)。两家相互来往，要在这条胡同里拐两个大湾。王碧光先生说：洪先生的四合院，是弃生老先生卖掉鹿港家产而置办，留给炎秋伯全家长住的。四合院虽然不大，但院子里栽有槐树和枣树。老夫人由一位叫洪缎的姑娘陪伴住在正房。洪老伯的书房在东厢房，连震东先生曾进去参观过，说里面中外书籍收藏极多。但这座院落的围墙较矮，1943年前后，有个充当日本特务的台湾庄姓青年，因作恶多端和**而被拘押，一天夜里逃跑出来，闯入洪老伯家索取了衣物金钱，准备外逃。后来又来到我家，吃了闭门羹，墙高进不来，只得敲门叫喊一阵就仓皇逃离。听说第二天被日本宪兵抓去枪毙了。
　　炎秋伯育有两女两子，长子3岁病逝，长女洪国藩(乳名大如)比我小3岁，我们兄弟和他们姐弟平时接触不多。1987年我去美国纽约探亲时，炎秋伯的次女小如夫妇正在纽约做家具生意，她请母亲、三弟和我去家里吃饭。席间小如对我说：她姐姐大如在抗战胜利后，从北平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学习，至今30多年没有音信，托付我回国后打听她的下落。回国后听乡亲陈定澜(即文英同志，当年也曾在华北联大学习)说：据他所知，大约在1946年底，华北联大自张家口向河北省中部转移途中，洪国藩不幸坠井身亡。
　　志同道合的两前辈
　　炎秋伯自幼受乃父训导，尊崇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热爱祖国，强烈反对日本割据台湾和对台胞实施同化政策。他留日求学时受到世界新思潮影响，又身受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所以同我父亲有很多共同的思路历程。家父1924年初到北京，与炎秋伯同住于后孙公园泉郡会馆，两人性情相投，观点一致，很快就成为知音和挚友。10个月后，父亲与在京相识相恋的爱人分别，回台湾到《台湾民报》工作。次年5月，父亲收到炎秋伯发来的紧急电报，立即赶回北京，把将由封建家长做主嫁人的恋人接出南下，到台湾成婚。如果没有炎秋伯及时发来的那封电报，这桩两岸青年自主恋爱的婚姻，其结局就难以预料了。
　　当时，在台湾进行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屡屡失败，广大台胞便把台湾回归祖国的希望，寄托于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1924年炎秋伯在京冒着被封建军阀砍头的危险，秘密参加国民党。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政策改变，党内腐化风气日盛，炎秋伯不愿与之同流合污，遂于1928年办理党员登记时拒不登记而退党。1945年5月，父亲也与我谈到参加国民党和退党的事，与炎秋伯1970年出版的《又来废话》一书序文中表述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可见他们当时对参加国民党一事，似乎是共同进退的。
　　在台胞中推广学习中国语文，以消除日据时期“同化政策”的影响和恶果，是父亲与炎秋伯的共同理想。家父在日据时期参加台湾新文学运动，努力把祖国“五四”运动新文化和白话文学介绍给岛内台胞。他编写了《中国国语文作法(又名白话文作法)》，在台北自费出版。日降后，又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撰写《国文自修讲座》四卷，使仅受过日本教育的台胞，能通过自学尽快学会祖国的语言文化。至于炎秋伯，日降后回到台湾，以在家乡推广国语国文为职志，奋斗了30余年，终其后半生，为祖国文化传承鞠躬尽瘁。
　　1975年，二弟光直编辑出版了父亲第一本文集，炎秋伯阅后立即写了《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一文，叙述了许多父不为世人所知的身世和经历，匡正了一些不实的传闻。他对家父青年时代的打拼苦干；对他应邀协助北平市政府进行对日交涉，却因是台湾人“忠而见疑”，致被遗弃于沦陷区；以及在沦陷时期的表现等，都做出公正、客观的说明和评论。这些重要的史料，立即受到台湾文史研究学者的注意和引用。
　　父亲和炎秋伯都是周作人的门生。沦陷时期周作人曾充当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日降后被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春，蒋政权败局已定，周估计不久将会出狱，就托人写信给炎秋伯，表示出狱后想去台湾。炎秋伯答复他：如来台可设法安置；生活方面可与张我军共同解决。但周作人被释后，就再未同炎秋伯联系了。
　　殚精竭虑为“国语”
　　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对台胞实施“内(日本)台一体”的同化政策，开展“皇民化”运动，力图在台湾消除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因此在日本投降时，多数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几乎都不懂得“国语”，只会讲日语、读日文。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全省和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出版《国语日报》，致力于推广“国语”。1987年两岸开放以后，大陆同胞出乎意外地发现，台胞都会讲普通话即“国语”，而且比我国南方农村和边疆地区有些地方，普通话更普及、说的更纯正。台湾在推广“国语”方面成效显著，其中就有炎秋伯作出的贡献。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当时，炎秋伯任台中师范学校校长。台中师范一度成为起义民众的大本营，炎秋伯因此涉嫌“叛乱”而被撤职查办。后查明他确未参与起义行动，遂为其复职，并要他去行政系统当官，或去“国语推行委员会”任副主任。炎秋伯选择了后者，其中除有人事关系的考虑外，主要是这一职务符合他的一贯理念。他曾在《国语日报》社说过：“人人懂得国语，意见可以沟通，民族才能团结，主张可以表达，民权才能伸张，才可以从事大规模建设，民生才能富足。”
　　炎秋伯49岁时任“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职，51岁兼任《国语日报》社社长，57岁时“国语推行委员会”精简撤销，遂专任《国语日报》社长。74岁辞去社长职，改任发行人。80岁又复任《国语日报》社长，直至82岁逝世为止。他在后半生，殚精竭虑地在台湾从事了33年国文国语推广工作。他还力主提倡中文改革和汉字简化，并著文批驳反对意见，向台民意机构提出质询并提交有关的改革议案。
　　1980年3月28日，在为他召开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对他的评语是：秉性忠厚，豪爽正气，做事公正，待人以诚。炎秋伯虽努力推行国语，但他的家乡话也讲得极其流畅，他善于用鹿港音的闽南语演唱《叫花子歌》。闲暇时喜欢哼唱南管的《陈三五娘》等曲调，很有情趣，颇受听友们欢迎。
　　炎秋伯是位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爱国、爱乡的台湾人：是位富有特点、很有才干、又有热心肠的台湾老前辈，很值得我们记住他，怀念他，效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