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摇摆舞】摇摆舞

　　引子：　　3万多元买张床，近10万元戴个戒指，一家3口花200余元在游乐场泡上一个星期天，花30元去卡拉OK并花上100多元买束花送给并不认识自己的歌星，皮尔卡丹、阿迪达斯、松下“画王”，索尼镭射音响……如今的中国，没有花不出钱的地方，什么地方也会有人花钱。无论是衣食住行，无论是什么档次，无论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还是七拐八拐听他人所述，似乎我们周围在哗哗地流淌着钞票……40岁左右的人愣愣地看着20几岁的小青年，最终只能发出无奈的喟叹：我们白活了。
　　（一）
　　“先治坡，后治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如果把这些流行于50年代的口号给当今20多岁的年轻人看，我们只会得到讥讽和不屑。对此，我们无以指责。不能想像坐在香港美食城里撮大饭的食客，能理解为春节而排队买豆腐的人的忧虑，也不能想像身着进口西装而对街上流行绿军装表现出赞赏。也许一位高中生会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听完父母讲的五六十年代的故事，继而大声说：“那叫什么日子啊！”但他（她）最终必须承认那是活生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段历史：当战火终于在中国大地上熄灭时，我们的经济可谓百孔千疮。农业生产比战前的1937年减少了25％，轻工业生产减少了约30％，重工业的损失更大，约减少了70％，全国城镇失业人口达472.2万。我们几乎赤裸着站在一片废墟之上。刚建国时的一般干部，按当时的供给制，每月工资折合成若干斤小米，扣除吃、穿、住，零用钱所剩无几。一般市民的消费水平更低，据统计，1952年全国居民年人均消费额仅为76元，平均每月不足6.4元。
　　当以积累为最高目的时，人民的消费意识被抑制了，而在当时，这种抑制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会使136项重点工程破土而出，只有这样，我国从1952年到1979年全国新增固定资产累计达4513.31亿元，另外还有3000亿元的流动资金。这是整整一代人用压制自我消费为代价作出的贡献。无怪乎一些业已退休的老人抚今追昔，失落中又充满了自豪。
　　当我们沉浸在现代消费的欢娱中时，我们应该向前辈们致意。
　　（二）
　　似乎一切都发生在倏忽间，街上出现了扫帚般的喇叭裤和紧绷绷的牛仔裤，人们惊讶着感叹世风不古，可并不知一种新的消费心理正悄悄形成。这之后便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大众的精神享受似以乎不再高雅，人们在争论之时，却不知不觉明白了个人的正常需求与哪个阶级并无关系。
　　不知是觉醒的意识开拓了消费领域，还是新的消费领域唤醒了人们的意识。中国人突然发现，我们的消费内容不仅仅是吃、是穿……
　　忙了一天，晚上去卡拉0K松弛一下；孩子没人带，请个保姆；衣服没时间洗，房间没时间打扫，请个钟点工；分了房子，请搬家公司……
　　消费者创造了新的市场和新的行业，这一切都有赖于改革开放后收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当一些人们曾认为是“不必要”的开支已列入当代中国部分家庭的常设开支后，其意义恐怕不仅仅限于经济学范畴了。毋庸回避，我们的日常生活曾沾染上浓烈的政治色彩，人们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和支付能力，而且还要注意对社会的影响，讲究消费道德甚至政治后果。生活在当今的中国人谁也不会产生诸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面对烤鸭和窝头应该吃什么之类的荒唐念头。但曾几何时，确有产生此念的土壤。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主人公，因穿了一套价值148元的毛料服装，便被认为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丧失了工人阶级本色。
　　吃穿方式一度成为能否入党提干评先进的重要标准。对人日常生活干涉到极至的便是“**”，首先遭殃的便是妇女头上的烫发和脚下的高跟鞋。
　　当改革开放如日中天般地蓬勃发展之时，首先享受其光芒沐浴的，便是人们的思想，而消费方式的开放正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挣脱了镣铐。如今，无论你是什么称号的模范，无论你是什么级别的领导，你尽可坦然地披金挂银涂脂抹粉，你尽可以用你的合法劳动所得使你的生活日益舒适，日益生辉。许多曾被我们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已浩浩荡荡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可以平等地享用全人类智慧与劳动的精华，在消费中我们已成为人类大家庭平等的一员。
　　（三）
　　丰衣足食，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生存理想。也正是千百年对这一理想的苦求而不得，便决定了我们消费欲望的低下。奢糜之极也只是酒池肉林，绫罗裹身，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乐道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们富裕起来之后，吃的饭稠了，穿的衣服没了补丁，住的房舍变得亮堂了，于是也不知把钱派什么用场了。把整捆的票子塞进炕洞或束之高阁者绝非个别。中国的消费新军并没有从最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中产生出来。城市个体户的诞生把消费高潮煽了起来，他们凭藉无所顾忌的胆量和累不垮的身子骨大把大把地挣钱，然而金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足以让社会认同的社会地位，用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话说：“我们还有什么？穷得就剩下钱了。”他们只有挥金如土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社会的瞩目，只能以两个字形容他们的生活方式——“挥霍”。挥霍的结果只能引起对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人们对低层次劳动攫取丰厚的收入并附之以近乎糜烂的消费愤愤不平，但这一切又无以指责，人们已意识到将挣得的钱如何花完全是与他人无涉的私事。无论人们对早期暴发户持以何种眼光，但这些暴发户的生活方式无疑对当代中国人指出了新的消费方向。
　　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迅速转变为“新四军”（彩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而这一转变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发展。市场的初步繁荣仍受着消费的单一和一致性左右。而刚刚从衣食之虞中解脱出来的消费者，在攀比心理的驱使下，几乎是倾其所有甚至负债追赶着潮流。“能挣会花”“玩命干拼命玩”，的口号终于导致“超前消费”的争论。
　　当消费者面对堆放在家里的电器和家具不知所措时，一个问题出现了：怎么才能挣？如何才会花？
　　一切忧虑和徘徊都是正常的，改革开放的初始必然带来消费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