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与新中国第一个建交的国家_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图1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图2为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少将。图3是当时关于中苏两国建交及互派大使的新华社及人民日报报道，两国建交的新闻稿是毛泽东亲自执笔写的，互派大使的报道是毛泽东过问修改的；其中人民日报报社当时因没有罗申大使的照片，就使用了一张漫画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下午宣布成立后，周恩来连夜于当晚发出《致各国政府公函》。曾经支持过中国革命的苏联是最快做出反应的国家，于新中国建国次日即10月2日发表声明，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来电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起草电文于10月3日清晨复电，感谢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立即建交，互派大使。1949年10月3日下午4时，苏联原驻北平的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约见周恩来。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保留的苏联总领事馆，是清朝时俄罗斯人兴建的东正教堂所在地（见图4）。会见是在中南海的西花厅。齐赫文斯基告诉周总理说，其被任命为苏联驻新中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并就苏方拟任命原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一事征求中方意见。齐赫文斯基晚年在回忆录《回到天安门》中写道：在中南海西花厅，“苏联领导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不久担任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的人派到人民共和国来，当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脸上瞬间表现出对斯大林这个选择的失望。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而自己到位于不远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
　　罗申于1943年至1945年曾任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1945年晋升少将军衔，1948年出任苏联驻“南京政府”大使。当年周恩来在南京领导中共办事处工作，对罗申已很熟悉。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在面临覆亡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南迁，罗申也将使馆随李宗仁当局迁往广州。外界舆论对罗申跟随国民党南迁颇有微词。过了一刻钟，周总理回来了，表示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他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原来，周恩来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罗申当苏联大使，并说，人家是得过两次列宁勋章、两次红旗勋章的将军，我们的将军也要派出去当大使啊！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任命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常驻莫斯科的戈宝权（见图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戈宝权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即于10月7日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葛罗米柯副外长，向苏联方面通报了周恩来外长的指示内容。随后，戈宝权即前往克鲁泡特金巷十三号（见图6）。戈宝权到达后，即向原大使馆的在场有关人员宣读了周恩来外长的命令，将馆址接收过来，这是早年苏联政府赠给孙中山的一栋两层别墅式洋房，四周有铸铁栏杆，房内有大小客厅。有古色古香的沙俄时代沙发，沙发扶手上雕着花，镶了金；也有中国古代的红木镶嵌大理石座椅和圆桌，但里面的书房、卧室与卫生间却是最新潮、现代的。戈宝权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东西。国民党人员走时，没有留下什么文件，只留下了各种资料、书籍、用品等，戈宝权等对此进行了清理接收。戈宝权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的筹建工作，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的外交官。
　　罗申全名为尼古拉 · 瓦西里耶维奇 · 罗申，是苏联的“中国通”。罗申大使奉命10月4日立即启程来华，他先由莫斯科乘飞机到达赤塔，然后再换乘火车进入中国境内，途中日夜兼程，历经汽车、火车的辗转，6天之后终于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履新的外国使节。罗申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赴任，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能“抢先”获得第一个向新中国呈递国书的地位。据罗申说：莫斯科从苏联驻伦敦使馆获悉，英国正考虑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可能迅速承认北平新政权，而英国又在华有大使馆留驻，因此苏联大使为获得第一个呈递国书地位，必须最快赶到北京。10月10日16时许，罗申的专列在军乐队的乐曲声中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欢迎仪式开始，军乐队奏中苏两国国歌。早已等候在车站广场的3000余名各界群众挥舞着彩旗和鲜花，热烈鼓掌和欢呼，气氛非常热烈。按照国际惯例，大使到达，一般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或代表到机场、车站迎接，而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外长决定，亲自到车站迎接（见图7）。中国政府给予苏联大使的特殊礼遇是现代外交关系史上十分罕见的。苏联外交部一位副司长当时曾这样告诉中国驻苏临时代办戈宝权：中方“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等于迎接外国元首。”
　　10月16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首次接受国书的礼仪（见图8、图9），是一次高规格的礼宾活动。在很短时间内，周恩来指示作了积极准备，调研了苏联及其他国家递交国书的程序及礼宾规则。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外交部很快就制定了一份《苏联大使呈递国书仪式程序》，对仪式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认真的安排。总理认真地审阅后，同意了这个程序。勤政殿前整齐地排列着仪仗队和军乐队。由于任务急，仪仗队来不及做礼服，仪仗兵上身穿的是在内战中缴获的呢料大衣，下身着马裤，头戴钢盔，手持上了**的三八式步枪。
　　罗申的车队驶至勤政殿前停下，军乐队演奏欢迎曲，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上前与下车的罗申大使握手。仪仗队向罗申行注目礼。王炳南引导罗申一行走至勤政殿外的会客室门前，同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外长见面握手，由齐赫文斯基参赞介绍罗申的随行人员。随后，宾主一同进入勤政殿。中南海那西洋风格的勤政殿里，明亮的八角宫灯与晶莹透亮的壁灯交相映照，巨大的红木屏风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屏风前摆着一排盛开的金黄色的万寿菊。殿内的气氛既庄重严肃，也祥和大方。罗申大使所穿的一套崭新的外交礼服也被灯光映照得晶亮闪闪，有些耀眼。原来大使这套礼服是藏青色呢子服，那些金饰的肩章、领章、袖花，胸前的金质或是镀金的九枚勋章奖章，再加上腰间插着的一把金饰佩剑，在灯光下金光闪烁。不久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王稼祥谈起苏联的外交礼服都是金饰时说：“沙俄时代的痕迹太重。”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及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参加仪式的人员已经在五星红旗前就位。毛泽东身穿端庄典雅的中山装站在大厅的中央，神情庄重。罗申缓步走至毛泽东身前，毕恭毕敬地朝毛泽东行一鞠躬礼。毛泽东给予答礼，接着，罗申双手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署的国书呈上。罗申呈递的这份国书，白色的封页上凸印着苏联的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