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成败萧何》中的萧何形象_京剧成败萧何

　　京剧《成败萧何》自2004年12月首演以来，在参加第十届中国戏剧节和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等重大赛事性演出时，得到了专家们的交口称赞；至上海各大高校与社区中心演出时，受到了大学生们与广大戏迷们的热捧；作为“上海京剧万里行”剧目之一到外地巡回演出，亦是好评如潮。何故？因为该剧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大众熟悉却又了解不多的艺术形象――萧何，他是史册上的萧何、传统剧目中的萧何与生活里的萧何叠合起来的一个真实可信、能够引发人深思并且具有文学意义的人物。
　　
　　他是司马迁笔下的“萧何”
　　
　　“萧公俯仰系安危，功业君王心独知”，这是宋代张耒在《萧何》一诗中据史实归纳出来的句子。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刘邦荡平天下、建立政权之后，论功行赏，然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在刘邦看来，萧何对于汉王朝建立所起的作用，是奠定基石的作用，其后的万丈高楼皆由这一基石托举而成。作为一个冷静、公正的史家，150多年后的司马迁在对史料作了综合分析之后，完全同意刘邦这一评价，他在撰写《史记》时涉及到萧何时，是按这样的观点来选择其事迹的。根据《史记》的描述，萧何其人有两大特点：
　　一是执著追求美好的政治理想。作为秦朝基层小吏，萧何能深切感受到暴政之下百姓的痛苦；作为最早参加造反并经历过反对暴秦和造反者之间因争夺政权而发生的无数次战争的亲历者，萧何对社会的剧烈动荡所造成的民生涂炭的惨烈的场景感触极深。因此，他渴望一个海晏河清、秩序井然、百姓乐业的社会早早到来――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实现这一理想，萧何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并向刘邦举荐；殚精竭虑治理后方，为鏖战的前线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员粮草，甚至将自家几十个男儿也送上战场；汉军一度占领秦都咸阳之后，“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一点最能体现萧何的政治品质，他帮助刘邦打天下，绝不是为了自己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国强民富的政治理想。战争时期他是这样做的，和平时期他也是这样做的。淮阴侯韩信被杀后，刘邦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在当时战争过后、全国人口不过几千万的情况下，能得到食邑五千户，这是多大的一笔收入啊！由皇帝派来一支五百人的卫队，又该是多么的威风！可他不但一概不要，还将家庭财产全送给了军队，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真正的裸捐。萧何此举，与其说为了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倒不如说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这与他在建国之后实施的无为而治、休生养民、恢复经济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国家利益至上。这体现在萧何对于刘邦和韩信的态度上。他和刘邦是同乡，两人在造反前一个在县里工作，一个在乡里工作，交往就开始了。应该说，萧何对刘邦的无赖和傲慢的人品，比别人了解得更多更深。但他对刘邦可谓诚心诚意、忠贞无二。刘邦揭竿而起时，并无多少威望，正是萧何力挺刘邦，推举他为领袖；楚汉战争之初，项羽力量强大，刘邦几次惨败，“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又是萧何及时送来大量兵员粮草，使其重整旗鼓，继续与项羽较量，并获得最终胜利。即使如此，多疑的刘邦还是担心萧何不能与他同心同德，多次试探他的忠心。以萧何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刘邦为人品性的了解，萧何当然知道刘邦的用心，也肯定对刘邦的做法不满意。那么，萧何为什么还那么竭尽全力、无私帮助刘邦呢？这是萧何非凡的政治胸襟决定的。他既能在诸将中识得韩信的才能，也就一定能正确评估刘邦在乱世中的领导能力。他一定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考察以后，认定在所有英雄之中，只有刘邦才是真正能将社会由大乱带向大治的君主，才是真正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伙伴。于是，萧何坚定不移地辅佐刘邦，容忍刘邦在品质上无关政治理想的一切缺点。建国之后，政治理想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成了萧何最高的行为准则。自然，萧何心中的国家利益，与刘邦对于刘氏江山千年永固的愿望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萧何对刘邦的忠贞不二的实质，是对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的忠贞不二。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萧何为什么要帮助刘邦与吕后除掉韩信了，这是因为韩信的存在已对国家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就往日所作所为来说，韩信没有政治信念，倒像一个商贾，为了名利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他引兵东进击齐，得知刘邦谋士郦食其已经说齐归汉，但他为了抢功，听从辩士蒯通谗言，率兵渡河击齐。齐王田广惊恐，认为是郦食其欺骗了自己，便把他烹死，然后率众降楚。这一行动不仅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而且断送了刘邦特使郦食其的性命，也使刘邦背上了背信弃义的恶名。在刘邦被项羽大军围困于荥阳、急需韩信救援之时，刘邦等来的却不是他的援兵，而是要刘邦封他为代理齐王的信件。刘邦在被要挟的情境下，迫不得已答应了他做齐王的要求。 公元前202年，刘邦乘项羽无备，楚军饥疲，约韩信从齐地(今山东)、彭越从梁地(今河南东北部)南下合围楚军，然而，韩信、彭越各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并未如期南下。结果，楚军在固陵(今河南淮阳西北)反击，刘邦大败而归。由韩信的历史行为可见，他的名利之争和意气用事，曾给统一大业和刘、萧的政治目标的实现造成过重大损失。再从现实的表现来看，因刘邦接二连三地褫夺他的齐王、楚王的爵号和封地，并将他软禁在京城之中，不但使他实际利益受损，还备受羞辱，他肯定是极度不满的。以他的敢作敢为、不屑于韬光养晦的性格，一定会将自己不满的态度流露出来，并深深后悔当年没有听从蒯通自立旗帜的建议。古今许多人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韩信与陈�约定在刘邦率兵离京时，里应外合推翻刘汉政权和的记载表示怀疑，可能是出于对韩信被杀结局的同情而作出的臆测，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韩信早已感觉到自己必将被刘邦除掉的危险，以他的军人性格，他想举事而不想束手被擒是有可能的。
　　萧何对于韩信的历史自然是一清二楚，作为留守京都的最高行政官员，对于韩信目前的不满态度也肯定了然于心。即使他对韩信造反的举报不完全相信，但他绝不会漠然视之。以他对韩信与刘邦之间矛盾的尖锐、激烈程度的了解，他们撕破君臣关系的面纱，进行你死我活的抗争是早晚的事。而到了那一步，必然是刚刚进入和平的社会又会燃起战火，稍喘了一口气的百姓又被拖入战争的泥淖，这对于萧何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事端消灭在萌芽之中，即使屈杀韩信，他也在所不惜，他不能拿韩信一个人的生命来冒国家政权倾覆的风险。因为国家利益对于他来说，大于一切，高于一切。所有干扰实现他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政权稳定、百姓乐业的政治理想的人与事，他会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就是司马迁笔下的萧何。
　　京剧《成败萧何》中的萧何和司马迁笔下的萧何，完全是同一个人。萧何一出场就表明了心志：“将相和志相投协力同心共事君王……基业稳固国运永昌。”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权甫立，就遵从王命“循秦策，修汉章，规范法典；镇酷吏，宽刑律，抑制豪强；轻徭赋，薄苛税，与民休养；裁臃军，举百废，振兴家邦。”（第一场）他担心韩信没有注意到君王对他的猜忌，依然我行我素，将战争时期的作风带到和平建设时期，谆谆告诫道：“现如今干戈息山河宁靖，总忧你少谨慎自恃功勋。……凡是收敛少任性，莫叫萧何我常忧心。”（第二场）萧何担心的不完全是韩信的身家性命，更多的是国家的安宁。君臣不和，重开战端，这才是他最担心的。当他听说刘邦下旨征剿韩信，惊得魂飞魄散，“怕的是风云突变、战火陡起、自相残杀、血盈河山”，于是他不顾天颜震怒，拼着抗旨遭斩的危险，阻止了征剿，从而避免了一场国家重陷战火的危险。（第三场）
　　或许有人会说，萧何一会儿和韩信亲亲热热，一会儿向刘邦尽输忠诚，他是不是一个两边都不想得罪的“和事老”，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风派人物？这是对萧何极大的误解。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铨衡人的良莠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上述的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一切行为都服从于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对他人的亲疏关系的定位也服从于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不利于甚至有害于政治理想的实现和国家利益的获取，哪怕是至亲，他也决不会庇护。
　　
　　他是传统剧目中的“萧何”
　　
　　萧何与韩信的故事，很早就被搬到戏曲舞台上。元代有武汉臣杂剧《穷韩信登坛拜将》、王仲文杂剧《淮阴县韩信乞食》，惜皆不传。所传的最早的剧本是元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今存于《元刊杂剧三十种》。明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沈采作有《千金记》，其中第22折《北追》、第26折《登拜》，基本袭用金仁杰本。《千金记》常见于汲古阁《六十种曲》本。近世京剧、川剧、汉剧、秦腔、弋腔、徽剧等剧种均有《萧何月下追韩信》，而最广为人知的则是麒麟童周信芳所演的同名剧目。它最初的脚本，是周信芳于1920年左右创作的，首演于上海，当时主演萧何的是刘奎童，周信芳演韩信。三四年之后，周信芳自己演韩信，一演就是几十年，期间不断加工、改造，成了麒派的代表性剧目。
　　麒派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演秦末大乱时，韩信仗剑投奔项梁军，项梁兵败后又归附项羽。具有文韬武略的韩信曾多次向项羽献计，然而始终不被采纳，于是只得离开项羽前去投奔刘邦。有一天，韩信受连坐牵累，即将被斩首时，大声问汉将夏侯婴：“难道汉王不想得到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夏侯婴以韩信出言不凡、相貌威武而下令释放，并将韩信推荐给刘邦，但未被重用。后韩信多次与萧何交谈取天下之道，为萧何所赏识，然向刘邦举荐，刘邦却以出身低微而不予重视。刘邦至南郑途中，韩信思量自己难以受到刘邦的重用，中途离去，被萧何发现后连夜追回。此时，刘邦正准备收复关中。萧何就向刘邦竭力推荐韩信，称他具有争夺天下不可缺少的大将之材。刘邦采纳萧何建议，择选吉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从此，刘邦文依萧何，武靠韩信，举兵东向，争夺天下。
　　该剧通过周信芳的精湛表演，独具特色的两大段唱腔和表现出真情实感的做工，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一个重视人才、求贤若渴的政治家的形象。当萧何发现韩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时，心中充满喜悦：“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怀王也曾把旨降，两路分兵定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扶保在朝纲。也是我主的洪福广，一路上得遇陆贾郦生与张良。一路上秋毫不犯军威壮，我也曾约法定过三章。项羽不遵怀王约，反将我主贬汉王。 今日里萧何荐良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整汉家邦，一同回故乡。撩袍端带我把金殿来上。”这一段曲子用的是【西皮流水】，周信芳唱得欢快、流畅，节奏鲜明，感情浓郁，观众深受感染，即使抑郁的人，听了以后，心情也会明快起来。在知道韩信离开大营的消息后，他心如火燎，不顾年老体迈，月下疾驰，追赶韩信。见到韩信时，他用发自肺腑的心声来打动韩信：“是三生有幸，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全凭着韬和略将我点醒，我也曾连三本保荐你韩君。他说你，出身低贱不肯重用。那时节，怒脑了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就出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雷轰头顶，顾不得，这山又高、水又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忍饥挨饿来寻将军。望将军，你还念我萧何的情分，望将军，你且息怒、你暂吞声、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程， 大丈夫要三思而行。”这段【二簧快三眼】唱得抑扬有致，错落跌宕，恰如其分地倾吐出萧何盼望韩信回转、为汉出力的至诚之情。
　　《萧何月下追韩信》写的是韩信人生的开端之日，而《成败萧何》则表现的是韩信人生的落幕之时，两者的故事内容完全不同，但是，在表现萧何对待韩信的态度上，后者和前者却是一脉相承的，都写出了萧何对韩信才华的无比爱惜。当然，所表现的也都是作为政治家的萧何对人才的态度。《成败萧何》中的萧何与韩信的关系，表面上是伯乐与千里马或一对相互敬爱的朋友关系，其实不然。萧何是一个在权力角逐场中争斗了几十年的政治家，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他敬重韩信，与其说是敬重韩信的为人，还不如说是看重韩信过人的才华。因为他明确地批评过韩信的为人：“也曾怨，怨你的行为举止失检点；也憎恨，曾恨你功高爵显就不自谦。”该剧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对韩信的爱惜之情：在刘邦宴请群臣时，他特地以相国之身到宫外迎接韩信；在韩信窝藏钟离昧的事情上，他挺身曲护，避免了韩信的的杀身之祸；最后，他又劝韩信逃出京城，“隐迹山野避祸端”。这情感中，当然有知己、朋友的情义成分，但更多的，是出于他对韩信那“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的杰出才华的特别青睐。作为政治家的萧何懂得，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此时的汉王朝远没有达到天下一统、边境宁靖的地步，许多拥有军队的王侯正蠢蠢欲动，而匈奴正乘华夏内战多年、兵疲民弱之际，不断犯边。因此，仍然需要韩信这样的将军，以保卫新的王朝。所以，麒派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萧何与《成败萧何》中的萧何，是同一个人。
　　
　　他是世俗生活中的“萧何”
　　
　　世俗生活中的萧何是什么样？司马迁和其他的史家并没有多少描述。但作为一个世俗之人，就会有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就应该在愿望实现时欢欣，在两难选择时痛苦，对子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疼爱，对所欢喜的人希望保持长久的友谊等等。在史家的笔下和以往小说《西汉演义》和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作品中，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主要是政治家萧何的形象，但仅表现他的政治生活，不免单薄、平面。而《成败萧何》的编剧李莉与萧何的扮演者陈少云，把握了当代的审美精神，揆度作为一个世俗之“人”的萧何的生活状态，努力开掘他的精神世界，塑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萧何”。
　　如上所述，该剧中的萧何对韩信的关心、爱护之情，既有源自于政治理想、国家利益，也有很多的真挚的朋友之谊、知己之情的成分。整部剧，只要是萧何与韩信同时出场，演出的总是萧何对韩信的那一份深情，而那一份深情无疑超出了政治的需要。未央宫的宴会，他明知自己出宫等待姗姗来迟的韩信，会使刘邦增加对自己的不满，但为了不使韩信难堪与加剧君臣之间的矛盾，他还是坚持到宫外迎候。他所做的弥合君臣之间缝隙的努力，其目的是让韩信在战争结束之后，能和君王和睦相处，使得身家平安；韩信窝藏朝廷要犯钟离昧，犯下的是满门抄斩、夷灭三族之罪。萧何即使自己是开国元勋，此时为韩信讲话，也可能落得褫职夺爵的下场，甚至有丢掉老命的危险。如果萧何仅仅是从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考虑，他可能不会那样铤而走险。韩信与朝廷的矛盾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时，萧何仍在为韩信着想，难能可贵的是，他主动地将韩信的命运和自己捆绑在一起，其表现就是让自己的爱女萧静云亲自送韩信出城。当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至上的政治家，政治永远置于他生活中的第一位。当友情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让他又必须选择其一时，他无疑会放弃友情，而选择国家利益，尽管他有撕心裂肺的痛苦。
　　政治家的“萧何”与世俗之人的“萧何”，常常是对立的、矛盾的，甚至有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成败萧何》的舞台呈现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两者高度融合的对立统一体，你已经无法分清哪里是政治家的“萧何”，哪里又是世俗之人的“萧何”，而能够做到这一点，与陈少云先生的出色表演是不开的。而成功的方法，就是“自然”而已。
　　历史上真实的萧何肯定也是政治家的“萧何”与世俗之人的“萧何”的组合，但是，他绝不会给人两副嘴脸、两种人格的感觉，而是一个两者水乳交融的整体，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人际交往等等，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长者、父亲、朋友、兄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陈少云所表现的就是这一个“自然”的萧何，而表现的准则是一个“诚”字，这方面以剧末追韩信和与韩信的生死相别的场面最具代表性。
　　残山冷月，萧何跃马匆匆而来，他神色凝重，眼睛里充满了忧伤，一曲【高拨子】的“导板”、“碰板”、“原板”、“散板”，配合胡须的甩、捧和手指的摇动以及踉跄的台步等动作，将他的力竭心衰的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悲怆地呼喊“大汉朝哪！”后，接唱“我为你背负起这漫天白幡永世悲哀！”那声音先是彷佛是从痛苦的灵魂深处爆发了出来，后又好像是身心经过残酷的折磨之后而发出的微弱的呻吟。当韩信答应并准备到长乐宫受死时，萧何被韩信的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情不自禁地向韩信作了三大拜，这三大拜动作相似，但声音差异很大。前两拜是替大汉江山和天下苍生拜的，是从政治家的心态出发的，所以，在说“将军――请受大汉江山一拜”、“将军――请受天下苍生一拜”时，虽然声音中蕴含着痛苦，但是仍然有一种力度，一种政治家的口吻。但最后一拜是为自己的良心而拜的，就不一样了。他想到，作为韩信的知己和朋友，不但没有使他免遭屈杀，反而亲自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此刻的萧何，面对着韩信和自己的深爱着韩信的女儿，心中充满了无地自容的愧疚之情，所以，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气若游丝，极为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将“韩将军，萧何的良心尚有一拜呀”挤了出来。他的身体再也无力支撑住这巨大的精神压力，软软地瘫了下来。这一切，陈少云演得极为自然，将 “演”的痕迹消融到真实的情境之中，那一刻，在观众的眼里，台上不再有陈少云，只有萧何；不是21世纪的舞台，而是公元前196年长安的郊外。人们由此相信萧何最后对韩信所做的一切，是在政治形势下的无奈之举。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条民间俚语，文本记载最早见于宋洪迈《容斋续笔》，至今还在广泛地流传着，京剧《成败萧何》加上一句“成败岂能由萧何”而作为主题歌置于剧末，发人深省。不过，我的想法可能和民间俚语的含义，和该剧作者的理解不太一样，萧何同意吕后的要求，将韩信送上断头台，无论是对于大汉江山、天下苍生来说，还是对于韩信自身而言，都不能定性为“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