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思想中的“权”_孔子思想

　　摘要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虽然其体系中有一种“权”的精髓被一些学者提及，但不够系统和全面，而权变精髓又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即通过“权”在其教育、政治、军事、信仰观、中庸思想五个方面的表现诠释，旨在系统地阐述、构建和权衡孔子思想的框架。
　　关键词孔子思想 权 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1)08-0019-02
　　
　　张岱年在总结孔子思想特点时指出：“述古而非复古，尊君而不主独裁，信天而怀疑鬼神，言命而超脱生死，标仁智以统礼乐，道中庸而疾必固，悬生知而重见闻……综旧典而开新风” 从张岱年先生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是个复古主义者，但绝不是呆板落后的人物，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从其思想中体会到“权”的精髓。
　　权，权变，灵活。在中国文化中，权宜、权变并不是一种负面价值，相反，它一向被人们视为道德表现之一，与“常”“经”相提并论，被赋予极高的价值。这一精髓在孔子的教学、军事、政治等一系列主张中得以体现，中庸思想则是权变精髓的集中表现。
　　一、“因材施教”――教学思想之“权”
　　孔子是一个教书匠，被后人视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善于独立思考，不满足于书本上传授的知识。一方面，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创办私学，强调“有教无类”这一人人都应接受教育的主张，开创了通向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史无前例的，为我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另一方面，孔子创设了一套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作为一个教师，他注重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的原则，授课采取座谈式和启发式教学，善于启发，触类旁通。其中，因材施教是其教学的一大亮点，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素质和水平，给予不同的教育。根据这一原则，它深入了解弟子们不同的志趣、智慧和能力掌握每个人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此外，对待学生则鼓励他们进行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独立思考。同时强调学与思相结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教育思想中“权”的精髓让我们受用至今，他倡导的教学方法即使是当今的许多教育者都难以做到，这一点不得不让我们叹服其教育思想之伟大。
　　二、“观色斯举”――隐逸思想之“权”
　　孔子是一个积极入世者，在鲁国他希望能受到君主重用，但明确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后便周游列国，渴望自己“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能够被一国君赏识，遗憾的是，孔子是一个时运不济的政治家。事实上，当他仕途不顺时是有隐逸的表现倾向。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雌雉审时度势、见机行事的赞美，蕴藏着对于审慎行事、远祸全身的赞同，所以我们得出他具有隐逸的想法是可靠的。
　　孔子隐逸思想很有特点，他所说的隐逸归纳起来有两层：一是之避世，一是避人。《论语・宪问》：“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在孔子看来，隐逸不仅可以脱离社会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回避其人，不与其合作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两者相结合构成了孔子隐逸观的全貌。
　　孔子一方面积极入世，另一方面却不排斥隐逸保全自身的方式，这是他权变的体现。此外，他的隐逸观不是单纯片面的，对于上述的两种隐逸方式只择其一，从而我们又可以看出其隐逸思想中体现权变的精髓。在他看来，避世是有违自己对人生意义及士人使命的基本认定，他不践行这样的隐避方式，避人，才是隐逸的“权宜之道”。面对无道的君主或处在无道的时代不必做出无谓的牺牲：“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
　　又如《微子》：“微子去之，箕字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孔子称这三位为“三仁”，但他最认可的是微子做法，因为当他仕途遭遇不顺时也是采用愤然离去的方式。没有强烈的硬碰就可能避免自己与统治者矛盾的正面冲突，没有断绝自己的后路，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了。显然，这是孔子隐逸思想中“权”的精髓体现。
　　三、“临危而惧”――军事思想之“权”
　　《论语・述而》中：子路曰：“子行三年，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时而惧，好谋而成事者也。” 显而易见，孔子要寻求与自己共事的是那些面临任务便恐惧谨慎，善于谋略而能完成的人，对于那些有勇无谋的蛮干行为持蔑视和摒弃的态度。善于谋略自然要懂得权变，而不能僵硬呆板。权变在孔子的军事思想中体现在“临危而惧”上，“临危而惧”不全是懦弱的表现，与“暴虎冯河”者相比，前者更明智、审慎而有远见，是保全自我的一种方式。
　　诚然，我们佩服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勇士，但是，如果遇上的是无道的君王或者身处于无道的时代，那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是否有必要做出无谓的牺牲。“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死得要有价值，若是没有价值的死，我们倒是可以审时度势，看是否有机会保全自身。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孙膑装疯卖傻保全了性命；司马迁忍辱负重，勾践卧薪尝胆。
　　孔子的“临危而惧”的军事思想到后代为历史所证明，是可行的，这其中所蕴含的“权”的精髓，是大丈夫和勇士所应当领会的。
　　四、“敬而远之”――信仰观之“权”
　　古代的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便产生了鬼神观。人们对鬼神的信仰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精神寄托。人们需要信仰，需要精神寄托。古代的鬼神观在殷周之际实现了第一次转变，在孔子时代实现了第二次转变。
　　孔子也不例外，他敬畏天命和鬼神，但又因为孔子处于新旧思想的矛盾激荡中，因而他的鬼神信仰观的形成有其特点：一方面他认同传统观念，承认并尊重天的至上神位，另一方面又尽力容纳进步思想，高扬人的地位与价值。孔子顺应当时的潮流，他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对此持怀疑的态度，认为鬼神不会左右人们的命运。“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他的立场。
　　“敬鬼神而远之”则是强调在尊敬鬼神是要注意人的责任意识，如果未能与鬼神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很可能事事依赖鬼神，希望有奇迹出现来结束生活上的挑战，反而形成迷信风气，无法促成人类文明的进步。此外，孔子的丰富知识和阅历告诉他，鬼神其实不能干预人事，迷信鬼神是不明智的，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鬼神采取保留、疏远的态度。又有《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孔子不迷信于传统的鬼神观，他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便是他随着潮流懂得权变的表现。
　　自古以来，人们在信仰方面的表现就是多元并存的，信仰是个人的选择，因此我们在肯定自己的信仰时，也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所以孔子虽对鬼神持怀疑的态度，却也在正式的场合，如祭祀，毕恭毕敬：“虽疏食菜羹，必祭，必斋如也。”（《论语・乡党》），虽然是粗米饭小菜汤，也一定得先祭以祭，而且祭的时候还一点毕恭毕敬，好像斋戒了一样。 这又是孔子信仰观权益变通的另一种表现。
　　五、中庸之道 ――孔子思想“权”之集中体现
　　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即奉行中庸之道，而它是孔子思想“权”的集中体现。《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中，即中正；庸，即用也，常也。因此中庸即是“用中为常道也”。而《礼记・中庸》则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著作，强调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中国就是一个奉行中庸思想的国家。
　　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繁盛现象，各学派都对矛盾问题有所研究。老子曾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道家强调对立的相对性，主张矛盾双方的无条件转化；法家强调对立的决定性，主张以大制小，韩非认为君主应该用严刑峻法镇压臣民；而儒家对矛盾的态度与老子、韩非都不相同，儒家主张中庸，强调要保持矛盾的统一和平衡，避免走向任何一个极端。
　　通常我们所讲的“时中”“权”，即中庸方法论“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权”是中庸思想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与权变的关系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它犹如我们的天平秤，随时把握着矛盾的两方面，而不至于偏向任何一边。“物极必反”，这就要求我们时刻都要有一个清醒、变通的头脑思维处事，若没有“通权达变”的思想意识就很可能导致我们走向极端。
　　孔子中庸思想主要包含两方面特征：一是“过犹不及”，反对过头和不及两个端；一是“和而不同”。在先秦时代，人们将保持矛盾和对立面的和谐叫“和”，把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和与同有本质区别。孔子明确地指出“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整个世界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事物的发展则是矛盾运动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完全地消除矛盾，而只能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得矛盾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维持着事物眼前的状态。因此孔子的话很对，他提醒我们只有把握和运用变通的思维方式，才能使中庸方法论发挥到最佳状态，这才是中庸思想灵活运用的集中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思想作为儒学的积淀，被后人继承和改造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其思想难免会包含一些落后的诸如保留封建专制的糟粕。因为孔子思想有其内在的复杂性，正如杨伯峻所说的：“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因此，我们对待孔子思想的评价也要避免各执一端。
　　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精准的秤来权衡这富于“权宜之道”的孔子思想内涵，那我们就不会被世俗牵着鼻子走。孔子的精神内涵是灵活、权变的，而我们的权衡方式却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只有做到以“权变”的方式去“权衡”孔子思想“权宜之道”，其思想的伟大意义才能得以发挥。
　　
　　参考文献：
　　[1]刘德龙.齐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古代卷）[M].济南：齐鲁书社，2006.
　　[2]李悦，李放.批判于丹：正说“论语”智慧[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