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怎样认识及报道突发事件|媒体单位在突发事件报道中

　　对突发事件进行科学报道，能有效降低其带来的物质损害以及精神慌乱，甚至可以避免延生灾害的发生，从而把相关损失降到最低。但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表现得并不如人意，在网络普及时代，这种表现上的不足极易被放大，因此，提高报道水平和报道的科学性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对此，笔者专门采访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常务副总编周甲禄，他对媒体应对突发事件及新华社的处理实践进行了详细回答。
　　汪 彤：您认为四种不同类型突发事件有何表现特征？其中有什么报道原则和规律？
　　周甲禄：这四种突发事件的共性特征主要有三：一是突发性，即这些事件往往都是突然发生的；二是关联性，这些事件往往与人民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三是高关注度，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些事件往往关注度比较高。
　　所有突发事件都是媒体关注的重点。媒体关注的原因在于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最关注的。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寻求安全感，这是基本需求，因此与之相关的信息，人首先会关注，而媒体必须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因此，传播者对这些信息的传播越及时、公开、透明越好。其次，对这些信息的传播要准确，不能让谣言四溢，引起更大的恐慌。比如温州动车事故的原因，一开始就有媒体宣称是打雷，引起社会舆论的很多猜测。第三，用权威说话，信息来源必须真实可靠。如果信息来源不权威，公众就不好评判其真伪。这几条原则和规律是必须遵守的，其中第一点最难做到。
　　汪 彤：您认为在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和评估期），哪个时期最重要，不同阶段采取的处置方式有何不同？
　　周甲禄：从媒体工作来说，突发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四个时期都是报道的重点。单纯从信息传播的价值来看，爆发期是报道中的重中之重。潜伏期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一旦发现相关苗头就及时传播有效信息，使事故或灾害在萌芽状态时就提醒民众予以预防，就有可能减少损害，起到预警的作用。媒体在潜伏期处置突发事件，要特别注意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潜伏期由于事情还沒有发生，只是可能发生，就要求媒体对这个可能性和预警性有准确的把握、判断和表现。
　　媒体对延续期、痊愈和评估期也要重视。一个事件发生了，除了报道原因和过程，结果也是人们非常关注的。比如舟曲泥石流事件一周年祭时，媒体还在专注这起灾害事件，反思灾害成因、关注灾后重建等。
　　不同时期，媒体报道的重点不同，公众关注的重点也不同。我认为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也就是潜伏期，爆发期，延续、痊愈和评估期。潜伏期的报道侧重于预警。爆发期的报道侧重于事件本身发生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延续、痊愈和评估期的报道侧重于事件处置的过程、对事件的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为的将来吃一堑长一智。尤其是痊愈和评估期的报道，要将着眼点放于长什么智的问题。
　　汪 彤：您认为该如何把握处理突发事件、维护稳定和新闻发布三者之间的关系？
　　周甲禄： 当前谈到处理突发事件、维护稳定和新闻发布的关系时，很容易将三者对立起来。尤其是将维护稳定和新闻发布对立起来，认为事件一旦被新闻发布，就不利于稳定。事实上，我认为信息越公开、越透明，越有利于消除疑虑和矛盾。有些矛盾和问题就是因为信息沒有及时、公开、透明而产生的，因此上述观念一定要纠正过来。处理突发事件本身、维护稳定和新闻发布并不矛盾，千万不能对立起来。适时地、充分地发布新闻对处理突发事件本身是有利的。相反，如果信息不公开，本身就会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处理突发事件、维护稳定和新闻发布之间是互相促进的互利关系，而不是互相对立。
　　对突发事件而言，并不存在不能公开的事件，但媒体在做报道时，要慎重，注意选择。例如对一些恐怖事件的报道要注意把握度，只要把事件说清楚就行了，不要太追究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犯罪细节等，这就是报道有度。
　　报道有度是媒体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很多应该留给专家研究的问题——心理学家研究犯罪分子的心理、社会学家研究犯罪现象等，媒体沒有必要深究，大众媒体的责任就是对大众报道发生的事件。除恶性事件的相关细节，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某些血腥场面的图片选择等，媒体要把握报道的度外，其他的并不存在所谓的报道禁区。这是媒体是否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问题，而不是政府控不控制的问题。媒体也要注意如果报道辛普森案这样的犯罪事件，可能在报道过程中会涉及一些犯罪细节、犯罪证据，但不一定要还原犯罪现场，而应把报道重点落在司法机关调查案件的司法过程，即把程序化的司法过程公布于众——基于怎样的程序、开展怎样的调查、得出怎样的事实和结论。只有把行使公权力的过程报道出来，才能使大众信服。
　　我们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沒有把行使公权力的过程公布出来，只公布结果。所以公众看到的只有一个结论，而不知道这个结论如何得出的，基于哪些事实、哪些步骤，我们在非正常死亡突发事件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报道称这不是非正常死亡，是正常死亡，那这个结论是基于什么得出来的呢？通过哪些证据、方式？不是光靠谁谁一讲，就能使公众信服的。应该将事件相关的整个调查过程公布于众，这还是一个信息不够公开的问题，主要的责任并不在媒体，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汪 彤：您认为新闻报道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有什么作用？处置事件与舆论引导两者是什么关系？
　　周甲禄：新闻报道对突发事件处置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让公众知道突发事件的发生，才能让他们了解突发事件的相关情况。第二，新闻报道是一个公共舆论平台，媒体公开信息，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事件的处置工作，从这个角度看，新闻报道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是积极的、正面的。
　　至于处置事件与舆论引导两者的关系，如果是一家负责任的媒体，其舆论引导对处置事件应该起到好的作用。但如果媒体不负责任，信息来源不可靠，以讹传讹，就会对事件处置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需要舆论引导，但不要把“舆论引导”这个词演变成掩盖责任。比如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一开始有媒体称事故原因是打雷，就把舆论往这方面引导了，这种引导是推卸责任，欺骗公众。这个责任可能不在媒体，因为媒体不是专家，对事故原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科学的结论，媒体的报道也是来自某些“权威部门”，是“权威部门”误导媒体，媒体报道出去就误导了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