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_乡村精英治理具体研究视角

　　【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 键 词】乡村精英；治理；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芳山，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一、乡村精英政治：偶然与必然
　　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 on-governingelite）两类。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的原因是最深刻的根源。
　　首先，传统制度文化型塑了“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压力体制，民间缺乏自由、民主的生发空间，长期的压制型塑了中国的国民性格：“臣民”性格。对政治不关心，认为自己的言论于政治无关紧要，与其浪费唇舌去谈论政治不如退避三舍饮酒吟诗，如果自身权利受到非法伤害，也只能忍气吞声，对待权力唯唯诺诺敬若神明，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长期压抑塑造的人格，在这种“君臣父子纲常伦理”文化的压制下，每个人都成了权力的奴隶，且奴性十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
　　臣民性格的反面是公民性格。具有公民性格的人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而且敢于与权力抗争，当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会进行合法的抗争，而社会也保护他的这种权利。一般来说，公民性格的民众是民主生发的良好土壤，而臣民性格的民众就滋养了精英体制的生长。詹姆斯·汤森、布兰特·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说：“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泾渭分明……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2]
　　其次，当前的组织文化很不发育。就目前而言，农村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发达，民间组织也非常缺乏，兄弟之间都基本上是各顾各，村民与村民之问的关系就更加松散，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3]。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组织文化之中，才更加凸显出政治精英的重要性。Anton Steen曾经说过，在一个制度缺乏或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精英之间所形成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对于民主化来说就特别重要[4]。
　　当然，传统的乡绅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下，乡村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开放性，权力结构比较固化，作为乡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精英角色也比较固定。在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精英主要由乡绅阶层来扮演；在近代社会，乡村精英主要是有财富、声誉的人甚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跻身入内。本文探讨的乡村社会的精英是帕雷托所言的两类精英的结合体，他们往往先是在各自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有一定的成就，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然后在基层选举中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政治博弈，最终成为了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
　　传统精英理论一直认为精英政治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铁的事实。正如米歇尔斯所宣称的那样：“像物质财富一样，政治权力完全不可能、也没必要为社会成员平等地占有，凡是有组织、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精英。在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的抉择是虚构的，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5]熊彼特也认为：“浪漫的大众民主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不是由人民在掌权，而是由选举产生的精英在掌权。”[6]
　　实际上，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的法理型治理模式也并不排除精英的作用，因为民主与精英并非完全排斥、背离、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时期。早在19世纪布赖斯就曾说过：“大概没有什么统治会比民主更需要伟大领袖了。”[7]对此，马克斯·韦伯也有过相似论述：即便是法理型统治，统治的稳定和有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理型统治是否拥有一个克里斯玛的政治人物作为统治者的[8]。民主也需要英明的领袖，或者说也需要一批精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而言，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