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十年苦苦追索的政治课题(1978～1988中国青年思想录(之三))】 高中政治总结框架图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沉重而庄严的“四五运动”，伴着这声声血泪，字字千钧的怒吼，长存于中国的历史，也长存于每个中国人的记忆。
　　那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
　　那是一场科学与迷信的搏斗；
　　那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搏斗！
　　如同伟大的“五四运动”弘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一样，“四五运动”启迪了新一代中国青年由此走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
　　一
　　1978年，是培育和造就青年思想者的年代。
　　我们党开始在思想路线上恢复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在巨大的创伤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身。于是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切，也使刚刚从四五运动的暴风骤雨中得以沉静下来的一代热血青年，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对历史、对社会的思索。渐渐地，他们从激愤的情感走向冷峻的理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被抛了出来：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十年浩劫这样的悲剧？
　　“四人帮”为什么能够那样横行，而中国人民又为什么竟容忍了他们？
　　今后怎样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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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本用高昂的代价写成的历史教科书中，青年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答案：制度上的不民主，法制上的不健全，思想上的现代迷信，是我们民族产生悲剧的深刻根源！
　　于是，声讨现代迷信，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成为一代青年思索后的第一个强烈愿望。
　　1978年9月，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继承光荣的传统，率先发表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们站到解放思想，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同期还发表《革命何须怕断头》的通讯，勇敢地为当时还未平反的天安门事件和“四五”英雄正名，并将“四五运动”的一批诗抄奉献给读者。
　　这些举动如果是在此时此刻的今天，并无非凡之处，而在当时，却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坚持真理的执拗。因为，严冬毕竟刚刚过去，深层的冻土依然凝固，“凡是派”还固守着神圣的僵化和教条，1978年9月10日，已经出了4万份的第一期《中国青年》被停印停发。
　　9月14日，中国青年杂志社组长以上的干部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一直开到深夜0点50分。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做了长篇讲话。他首先念了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讲话段落，然后说：“你们的文章符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为什么还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们利用社会舆论压中央，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今天你们不交待，搞不清楚不行。”面对压力，《中国青年》的同志们据理力争。值得庆幸的是，终于，这本刊物于9月15日得以出版。她以特有的锋芒和锐气为正在思索的一代青年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此后，《中国青年》如旗帜，如号角，又连续发表了许多青年人为民主呐喊的文章：
　　—《要大力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做保卫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战士》
　　—《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开端》
　　—《纪念张志新》
　　—《“四五”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让社会主义民主之花盛开》
　　从无声的中国到有声的中国，从只有一张嘴巴发出声音的中国到议论纷纷的中国，在这片变化和新生的土壤上，民主的萌芽顽强地生长起来。
　　写到这里，我们无可回避地要写到两个曾经十分敏感的现象：
　　1978年11月，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青年们以大、小字报的形式，张扬自己的思考、张扬自己的主张，张扬自己的狂热，张扬自己的偏激。在这面墙上，各种思想交锋，各种思想汇合，青年们就许多深邃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民主与法制建设；封建主义传统对我国现实政治、文化的影响等等。其中《逐步废除官僚体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形式的民主制度》《四五战士谈民主》等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当然，这其中有些理论不免幼稚甚至荒谬，也有个别人企图利用民主墙制造混乱，而且，大字报的形式或许已不可取，但是，当我们今天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否定的是一代青年对民主付出的真诚。
　　与此同时，一些青年还以自办刊物和社团的形式参与了民主问题的讨论，各抒己见。有的青年谈到：我们的父母及我们个人都是党的现行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我们不安分守己地享受，而要学理论，办刊物呢？因为要防止“四人帮”这样的丑剧重演，就不能只满足于打倒“四人帮”几个人，而要研究如何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努力健全民主制、保障人民能够掌握对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有的青年说，现在理论上的危机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理论的空虚使青年走到一起来，同时产生一种共同的政治责任感。尽管这些民刊和社团在后来有的改变了初衷，有的出现了失误和问题，有的对当时的国家形势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当我们今天重新来看这个现象（包括“西单墙”形式），可以说，在当时的日子里，在人民反映呼声和意愿的渠道尚不如今天这样比较畅通的情况下，这些方式都是对民主形式的一种探索，哪怕它是失败的，失败本身是有意义的。
　　不可回避的问题还有，在那段时间里，缺乏民主生活锤炼的社会，缺乏民主素质的青年，确确实实暴露出极大的弱点和局限，他们急于求成，企望一觉醒来，民主就能实现。他们忘记了，动乱过后，百业待兴，一些积重难返的事情党和国家还无力马上着手解决，他们把知青大量返城一时安置不了，有的冤假错案一时平反不了，知识分子政策一时落实不了，经济形势一时好转不了等问题归罪于共产党的领导，把党此时的困难等同于文革中的腐败。有人对党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给美国总统卡特写信，要求美国式的民主。他们错了！今天，当我们重新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无不为当时的肤浅和偏颇感到深深的愧疚。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代青年追索民主进程的显著特点是：在觉醒中思索，在怀疑中批判，在追寻中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