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之路／回顾与“看透” 人生之路

　　潘晓同志：　　我是个在劳改队里埋葬了17年青春的人，今年才得到平反。你的信引起了我很多感触。我也想谈谈“人生的路”。　　我在19岁以前，也象你一样，对人生充满了憧憬和幻想。保尔那段曾经激动过你的话也同样激动过我。我从书本子里“树立”起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我崇敬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等英雄，并且努力模仿他们的言行。还有一点和你相同的是，我小时候也经受了经济上的窘迫。中学六年，我除了享受为数不多的助学金之外，还要利用寒暑假和星期日去挖藕，摘菱角，拉板车，挣钱补贴家用，有时学期中间也请假去做小工（夜晚补课）。
　　1956年，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写了篇很幼稚的中篇童话小说《小白猪成长记》，没想到被县里评了个“文学创作二等奖”，发给了我一个铜制的牌牌。这牌牌激起了我的幻想，以为长大了可以成个文学家。也是从这时起，我在当地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县委有时还抽调我和写作组的大人们一起“下乡写典型”。
　　“***”时代，我参加了大办钢铁，把千家万户的锅砸碎炼成一堆废料，把漫山遍野的树木砍下来堆在山凹里点起一把大火，然后请省委检查团在月夜登上城楼，遥望着四面八方通红的火光，赞美“先进县的土高炉群”。我享受了一个半月“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的生活，然后捧起“一吹九层浪，一吸三条沟”的清水米汤；同时又奉命撰写“水稻亩产两万斤”的典型材料……这里，我要抄下你信中的一句话了：“我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正在这时，我的父亲饿死了，一个在旧社会讨过米做过长工的劳动者终于饿死了……文学家喜欢谈“灵感”，我一个十七岁的业余作者不懂得什么“灵感”。可是这个事实强烈地震动了我，我把一个古代神话故事改写成了剧本《夸父追日》：夸父发现太阳上面有黑子，便追赶太阳，向太阳“反映大地的真情”，说只有清除黑子，太阳才能变得更光明……就是这个剧本，使我倒了大霉，不过这是后话。
　　1962年，我高中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恰逢我校校长考场舞弊被察觉，连累我和许多同学入学资格一律作废。第二年，我又考取了北京大学
　　东方语言文学系。但是，剧本的事情发作了……我被判了三年徒刑。可是，我不停地申诉了17年。我写的申诉书，字数相当于《红楼梦》的三倍。我到中央上访3次，到省城上访93次，到地、县上访无数次。终于在今年二月四日，获得了“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结论。
　　一个人的遭遇常常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而人的思想又总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可是，到底怎样认识社会和人生，这同我们怎样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怎样分析所遇到的人和事，是有很大关系的。潘晓同志，你说你已经“看透”了，但是我却还没象你那样“看透”。我正是从回顾过去中汲取到“动力”的。
　　象你一样，“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喜欢观察和思索，喜欢看书。在劳改队里，为了保卫自己的看书权利，有时是需要动拳头的。我动过拳头，并且多次头破血流。但是我没有一天丢开书本，所以我才没有自杀，也没有疯。潘晓同志，人怕拼命，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就是拼命，同时加谨慎，借助17年的苦读，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学进行了一点系统的学习研究。我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同时，也读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欧文和圣西门等人的著作。但我觉得，他们讲的道理，都不及马克思。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讲清楚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教给我们认识复杂多变的社会和人生的正确方法。潘晓同志，你提到黑格尔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没有提马克思主义，不知是否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够熟悉。现在有些青年人，似乎对马克思主义不大相信了，但你问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却又答不上来。我觉得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对一个主义，也象对一个人一样，你只有对他比较熟悉，并且把他和别的人作了科学的比较之后，才能正确决定应该不应该相信他。
　　和你一样，我自小爱读文学作品。福楼拜、大小仲马、左拉、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歌德、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别林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克·吐温和中国的鲁迅、茅盾、老舍……都是我喜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除了帮助我提高写作技巧，也帮助我熟悉历史，俯察人生。看到和今日相似之处，我凄然一笑：原来“古已有之”！我是四十年代在中国出生的青年，我之坚信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既来自《资本论》，也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文艺作品。
　　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我亲眼见过许多人死亡，光是自杀的方式我就见过多种多样。我也见过许多人的升降荣辱。跟你一样，我也受过爱情的创伤。我救过一个姑娘的命，后来和她订了婚，但她大学毕业后竟离我而去，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平反。也有“好朋友”在压力下为了保他自己而写假材料检举我（现在皆已澄清）。可是，我这半生中却也感受过巨大的温暖和友谊。在我17年的蒙冤和申诉的过程中，如果不是素不相识的人慷慨帮助，也许我早已饿死在上诉的途中了。我遇到过不少官僚主义者和滥用职权的人，但也遇到过《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式的干部。这许许多多的“好人”和“恩人”，在我的心中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这整体的名字就叫做：“人民”！这个词，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它带给我永恒的光明和温暖。哪怕是处在零下20度的严寒里，我的心也不会结冰。
　　潘晓同志，你在痛苦之中找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你的“深刻启示”是否就真的完全合乎事实呢？既然布鲁诺、刘胡兰、彭德怀和张志新们用他们的行动和生命，证明了“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确实大有人在，那么葛朗台式的人物也就不可能独霸空间了。这样，你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道理，“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启示”等等，就有被动摇的危险了。我们不能由于上过江湖骗子的当，就根本
　　否认世上有真正的医生呵！但医生自己是不是就不吃药呢？高尚的人是不是就不吃饭呢？那也不见得。所以，“少劳动”而硬要“多争工分”，其人定不高尚；但确实干了那么多活，却遭到无理克扣以致影响基本生活，因而不得不争，则又当别论。以为“高尚的人”必须处处和我们普通人不同，简直要不食人间烟火才算合乎标准，这也是一种误解。我认识一个人，他眼里揉不下一粒沙子，而且脾气暴躁，有一次为三个工分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另一次却又将仅有的十元钱送给了一个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