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四）】从军事思想方面来看

　　一、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帝国主义曾在中国招募了十几万人去作战争勤务（注一）这时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同志和蔡元培等人，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主持这事。他们回国后，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求学。
　　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正开始传播到中国来，“劳工神圣”之说巳为进步知识界所倡导。李大钊同志所写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就曾这样大声疾呼说：“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作工吃饭的人，都是强盗。”“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快作工呵！”当时不可能直接到苏俄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度阶级又正在举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这种又作了工、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对一般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湖南第一师范、长郡联合中学（即现在的长沙市立第一中学）等学校的进步青年，都极愿到外面求得发展；贫苦知识分子对于勤工俭学的办法更是欢迎。毛泽东同志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反覆商量，他提议由蔡和森同志先到北京，了解各方情况和取得联络后，再决定大家的去向。
　　蔡和森同志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下旬离长沙去北京。他到北京后，给毛泽东同志接连写了几封信，告以各方接洽惰况。这时，赴法勤工俭学尚在创议阶段，经济上还没有着落。蔡和森同志主张“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造成一种形势，将众多的青年推动起来，热烈响应这个运动，逼迫倡导者不能不负促成之责。但此事需要有人在国内主持，蔡和森同志认为只有大家敬佩而信服的毛泽东同志最为适宜，因之极力敦促毛泽东同志速来北京。他在信中并转告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希望毛泽东同志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在外兼事。
　　毛泽东同志这时最关心的事，是如何打好新民学会的基础。他将这种意见写告蔡和森同志：“会员必须充足物色罗致，不得任其自然发展”；根据新民学会会员多担任小举教员的情况，他认为应办好几个小学，从根本上作育人材，以为将来进行革命活动的基础；由于会友四散各方，尤不应放弃长沙这个能建立根基的地方。关于就读北京大学，毛泽东同志回信说，目前最紧迫的是必须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会友应有计划地或去俄国。或去法国、或留北京，以研究当前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
　　由于渴望到北京接触新的思潮和革命人物，毛泽东同志终于决心往北京一行。
　　临行之前，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联合中学等校作了号召，这次去北京参加勤工俭学的共有二十多人。同时，毛泽东同志对留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今后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
　　一九一八年九月间，毛泽东同志和罗取瓒、陈绍休。熊光楚等二十人动身去北京。一路贸票、管行李、住旅馆，以及卫生等车，却有分工。那年黄河流水，仲断了铁路，火车被阻在河南。大家都没了主意。毛泽东同志便找本地人祥细打听，知道黄河的水来把快，去很快，水退了就可以走。他就利用候车时间，同大家到附近农村考查农民的生活情况。
　　毛泽东同志抵北京后，这时湖南青年先后已到了四五十人，哪一个省也没有
　　来得这么多。这使得主持勤工俭学的人大为惊讶，都觉得湖南青年到底有革命精神。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还不能马上就到法国去，大家不免有些怨言。毛泽东同志要大家耐心等待，反覆说明作一件事必须作好准备工作的重要。后来大家都参加了华法教育会主持的留法预备班学习。
　　北京不易租到房子，生活费用较高，预备班分设在三处。一处在保定、附设于育德中学，一处在北京，附设于北京大学，这两处是高级班；初级班设在蠡县。预备班的功课专重法文，次为制图（这是为准备进工厂而设的）、数学等科。学习期限一年，一年后即去法国。在蠡县的都住在布里村，那里还有一个铁工厂，附带作实习之用。
　　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等少数人留在北京，办理各种手绩，帮助经费困难的人筹款（那时有一个侨工局可以贷款）。华法教育会要湖南来的学生提出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大家推毛泽东同志执笔，写出了一个计划。计划的大体内容是说明勤工俭学的意义，继续号召湖南青年参加，以及怎样在国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如学初步法文等），以减少到国外的困难；此外还提出如何先派一人到法国去预作布置。华法教育会完全同意了这个计划，特别认为先派人去作准备的意见甚好，于是决定先派一人出国。为了帮助先去的人筹划旅费，安顿他的家庭以及准备行李等，毛泽东同志各方奔走，尽力最多。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间，全国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不下一二千人。以湖南和四川两省青年最为踊跃，湖南去了好几百人。湖南境内特别是长沙，在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一种很热烈的运动，并组织有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报纸上对此也加以鼓吹。在周南女校读书的蔡畅同志。向警予同志等并成立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发动各校女学生参加这个运动。最引起社会震动的，便是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二一十年的已经四十三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五十多岁的蔡母（蔡和森、蔡畅同志的母亲），也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当“老学生”。
　　一九二一年底，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前身为工学互助社）。从湖南去的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蔡畅、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同志，都是青年团的积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们和华法教育会及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无政府主张的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留法学生和华侨工人中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们同时领导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求学和经济权利，向把持里昂中法大学的吴稚晖和华法教育会中的国民党官僚们作斗争。一丸二一年秋，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同志，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躯逐回国。
　　毛泽东同志不打算到法国去，他有自己单独的学习和工作的计划。他觉得他应留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曾著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时就更明确认识到：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关于这点，毛泽东同志自己回忆道：“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了这种运动的组织，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的并不够，而我可以更有益地在中国花费我的时间。”（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