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安天下|强基固本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要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形式的社会管理。在现代社会中，基层的社会管理工作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乃至整个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特别在现今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价值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日益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成为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能否实现的重要环节。
　　古语有云，“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同理，基层社会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稳定、和谐是整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因此，正确认识转型期基层社会管理的现实，深入探求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不仅是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推进和谐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从“单位制”到居民自治
　　所谓基层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作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
　　建国之初，共产党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基层社会行政网络的管理显得相对薄弱。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逐渐建立起一套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街道和居民委员会）为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国家通过“单位制”把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掌握在这一组织形式中，通过“街居制”管理游离在单位以外的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妇女等，并以此对社会优抚对象进行民政救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管理体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稳定了社会秩序，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组织动员力，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
　　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终结，市场化改革在城市基层社会层面所产生的重要后果是单位制的解体，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单位制”逐渐失去了作用，“街居制”反而成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在农村则体现为从人民公社转变为新农村体制下的村民自治。特别是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下，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民政部1991年从谋求社区综合发展的角度提出社区建设思路，逐步形成区、街、居三级框架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体系。
　　由此，我国形成了社区和村两种主要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这两个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直接面向基层百姓，担负着管理和服务群众的繁重任务，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基层民主，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基层组织。截至2010年，我国8.5万个城市社区中，已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共有居民委员会成员43.1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我国国情和基层社会实际，国家制定了关于基层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即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和1998年出台、201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进入新世纪，伴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我国进入社会问题频发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等关于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为基层社会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2007年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了社会管理的具体内容，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2011年2月，我国政府对基层社会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即“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层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多方困境致转型不利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和演变逐渐证明，基层社会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沿，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服务社会的窗口，更是社会管理的根基之所在。当前，我国的基层社会管理，既面临着一系列难得的机遇和有利的条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与问题的制约，我们应当看到其中症结之所在。
　　工作资源愈显匮乏。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展开了一次关于加强社区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区社区办公经费补贴不论社区大小每年只有4500元，但这根本无法应付日常召开会议、报送信息、建立台账等办公消耗，以及水、电、暖和电话费的日常支出。工作人才匮乏问题也十分严重，目前全区社区无论大小都只配备3-5个干部，专职工作者普遍是超负荷工作。这种现象在基层组织中非常常见，因为它承担的管理服务工作面越来越广，除了以前的基本工作外，原来属于市、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责，例如城市管理、安全生产、劳动监察、文化市场管理、老干部管理、人口计生管理、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等也逐步并入到街道社区的工作范围。这种“漏斗式”的管理模式，使得基层组织成了“上面千根线”同穿下面的“一根针”。但相应的经费、编制等却没有增加，基层组织不得不面临管理服务任务过重、人员资金严重不足、队伍管理乏力、管理服务效果不佳等困境。
　　基层组织管理理念不适应。当前仍有诸多基层组织特别是边远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仍受着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即把社会管理仅仅理解成“官”对“民”的管理，一些决策从制定到执行，居民只有“听”的份，甚至“听”不到。前不久在四川什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政策、项目的不透明而引起的。如果在项目引进之初，能充分满足百姓的知情权，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有的基层组织甚至过分迷信权力的作用，热衷以警力处理社会矛盾，尤其是突发事件。近年来，群体事件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接连不断，例如贵州瓮安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云南孟连县“7·19”暴力冲突事件，深圳数千人示威并烧毁警车事件、甘肃陇南群体事件等。这种工作思维和方法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乃至对立情绪，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的对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多发生于县域环境，乃至乡镇一级，这表明基层政权的微观治理正面临着突出的执政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