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玉《云溪乐府》价值考察_云溪

　　摘　要：赵怀玉《云溪乐府》题材选择上以一郡之人之事为标准，并偏向明代；其诗题则以即事名篇的乐府新题为主；其情感指向尊重乡之先贤、传播历史的深远回音。其创作受明代李东阳《拟古乐府》影响甚多，由此可管窥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其恒久的生命力显然不可以“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定势思维而轻忽之，古典诗歌叙事传统可以自足地渐变与承续。
　　关键词：赵怀玉　《云溪乐府》　价值考察
　　清代著名诗人赵怀玉（1747—1823），字亿孙，号味辛，又号映川，晚号收庵，“毗陵七子”之一。清人对赵怀玉诗文成就多有肯定：袁枚提及常州文人时，首列怀玉，曰：“近日文人，常州为盛。赵怀玉字映川，能八家之文。”①洪亮吉云其诗“如鲍家骢马，骨瘦步工”②。龚自珍《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履恒》亦云：“奇才我识恽伯子（指恽敬），绝学我识孙季逑（指孙星衍）。最后乃识掌故赵（味辛），献以十诗赵必酬。”③李慈铭谓其“考订精详，文章尔雅，亦一代之秀也”④。以其《云溪乐府》而言，除袁枚外，另有管 珍（生平见《清史稿》卷三二四）、董曾臣（生平见《清史稿》卷四八六）、左辅（生平见《清史稿》卷三八一）等人为之作序，对其《云溪乐府》予以高度肯定，于兹可见怀玉诗文价值之一斑。不过，当代尚未见到关于赵怀玉《云溪乐府》的专门研究，本文拟以此切入研究，考察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
　　一、“延陵一郡之人之事为乐府”
　　《云溪乐府》所涉人事，赵怀玉自谓“取常州八县之事，自周至明，撰《云溪乐府》”⑤，以延陵一郡为限，有明显的地域意识。
　　赵怀玉好谓桑梓事，由来有自，其少时“从吾宗秋圃先生游，又与汤君修业过从，两人皆邑遗献”⑥，秋圃先生，即赵彪诏，赵申季次子（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卷三误作赵申乔季子），字今献，号豹三，又号秋圃，其人“著述之富不下千卷，吾宗之文献也”⑦。汤修业“尤悉乡邦故事，谈终日不倦，激浊扬清，无所回屈，有毗陵文献之称”⑧。怀玉得此二人熏染，对传承乡邦文化，自谓“存心乎继述，无忝乎先型，后死者之责也”⑨。
　　《云溪乐府》的创作主张本在“专示表章，微昭炯鉴”⑩，以正面褒扬为主，近70%为记述忠臣廉吏之作。记述忠臣廉吏，怀玉尤关注其在关键时刻之表现，如《纲安否》记述的李纲，值北宋倾覆之时，力主抗敌，其临难持节之高，令人动容。再如《悲姚公》记述的姚 ，在元兵围常州时，“兵残食尽援军断，纸饼充盂不能爨。使君慷慨殉孤陴，血裹两拳空巷战”{11}，率兵死守，城破之后，纵火**死，从而感动一州之人，誓死抵抗。
　　尤其对有明一代，怀玉着墨更多。就数量而言，明代人事所占分量最重，除第一卷末两首咏明代人事外，第二卷更全部是明代延陵一郡之人之事，而怀玉所记明代之赴死者，有为守土而死者：如《拒倭行》记述的徐槐，年虽七十而坚请逐敌，后死于敌手。《望城泣》记述的钱 ，面对倭寇入侵，以身殉城。有为国事而死者：如《投园池》记述的高攀龙，不愿受辱而自沉园池，从容赴死，气节永存。此外，更多易代之际，忠于明朝而死者：《北向拜》记述的马世奇，京城陷落，北向拜谢后自杀殉国。《摇手三》《哀董生》则皆以一诗记述多位殉国者，前者涉及龚廷祥、华允诚、华尚廉、卢象哲等人，后者涉及董元哲、薛奇、石士凤、欧敬竹及一位卖柴者，都于国变后自杀而死。另外，《沉渊曲》《悲澄江》《九龙山》《煎海僧》《牧牛儿》等诗，亦皆记述了不同身份的明季殉国者。个中位卑名微者，断然不会为正史所垂青，而怀玉满怀温情与敬意搜罗记述一郡仁人志士可歌可泣之事，正如其《碧血录序》再次议及明事时，对明之官绅极度不屑，“明则俨然冠绅，甘戕同类”，对明廷也极度厌恶，以为“明年（指天启六年）诸贤罹难，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短祚，诸贤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语气之激烈，恨明帝不早死矣。在其心中，只有乡之诸贤，才是值得铭记的，“怀玉乡之后死，数典不忘，迄今尤为神往也”{12}。
　　《云溪乐府》除歌咏忠臣廉吏外，对忠义孝友、节烈高行也多有致意。忠孝者如《彭君叹》记述的汉代彭修，于父亲遭贼劫时，拔刀呼救，竟折服盗贼。《须我冠》记述的南朝华宝，因其父戍守边关前，留言云待其成年时归来为其行冠礼，后其父亡，华宝直至七十不行冠礼，不结婚；节烈者，如《双烈叹》记述的成氏与俞氏，皆宁死亦不愿不整衣冠与人相对。《进鹅哀》记述的钱氏，自觉孝姑不周而自缢身亡，诚可叹矣。
　　《云溪乐府》褒贬历史人物，详于明代，于东林党人尤褒扬有加，“是则东林片席，实开明社；南兰百里，尤聚党魁，是编所采，于斯为盛。”{13}然而此种褒扬与乾隆对殉国的东林党人的看法大相径庭，乾隆认为士人殉明殊不足取，“即如东林诸人，始未尝不以正，其后声势趋附，互相标榜，糅杂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党狱。是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讫明亡而后已，何取乎帝后殉节为有光哉？”{14}乾隆一向欲以强势的思想作风凌驾朝野，其在位期间***案件频率极高，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蔡显《闲渔闲闲录》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15}等多桩影响极大的***案件，被告多因语言文字的疏失而遭祸，身首异地，甚或家族沦灭。由此不难理解，明代历史为何一度成为敏感题材。然而，从《云溪乐府》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精英往往以个体的不懈努力解释历史、兴观现实，从而在看似不经意间消解了朝廷的强势，留下了经由个人之手传播的历史的深远回音。《云溪乐府》对延陵一郡之人之事尤其是明代的集中关注，其价值或在于此。
　　二、“诗家之变态”
　　《云溪乐府》是比较典型的叙事诗。董乃斌以为依事与诗词的关系，可分为三种，其一为“事在诗词之内”，“所谓事在诗词之内，是诗词作品本身已将所述之事本描写清楚，读者即使不假外求，仅从作品本身（包括词的题目、小序等）已能知道其事的大概”{16}，如此，则《云溪乐府》正是典型的“事在诗词之内”的作品，其一诗一注的体例确保了诗歌所涉人事的客观性、真实性。在清代，乐府长于叙事，已属共识，如《古诗源》“例言”有云：“昭明独尚雅言，略于乐府。然措词叙事，乐府为长。”{17}换言之，叙事而取乐府，是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的一大表征，时至清代，此传统在承续之外，有何发展，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