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究竟有无其事]

　　杯酒释兵权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黄袍加身。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都是集兵权、功勋于一身的赵氏王朝的开国元勋。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太祖及其子孙的皇位，确乎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一天晚朝结束，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太祖开始推心置腹地向他们诉起了衷肠。他说：“做皇帝太艰难了，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从来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忙问何故。
　　太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置，谁不想坐坐呢?”
　　石守信等人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买些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再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吗?”
　　第二天，石守信、张令铎、高怀德、王审琦等，都上表声称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军职。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上去任节度使。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籍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故事，很少有人提出怀疑。
　　最早的记载
　　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丁晋公谈录》和北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
　　丁谓的《丁晋公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的一段对话。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说道：“石、王这两位老将是我多年的老朋友，难道还怕他们造反吗?”赵普说道：“石、王这两位老将肯定不会造反，但他们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服不了部下。如果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仍然表示怀疑地说：“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答道：“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了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罢了两人的兵权。
　　这段记载说明，太祖是在被赵普说服后，才开始按照赵普的建议着手进行解除兵权的。其中并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发生。
　　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的雏形。他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到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时，乘机进言：“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优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石守信等人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
　　这段记载说明，“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首次出现于仁宗时期，但情节较为简略。直到神宗时期的《涑水纪闻》，故事才变得有声有色起来。子虚乌有吗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史料仔细考证后，对“杯酒释兵权”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首先，《丁晋公谈录》只讲罢去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王文正公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夙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夙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看来，该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递增过程。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丁晋公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王文正公笔录》，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第四，“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均不见片语。
　　第五，“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味，但经不起推敲，是子虚乌有的。反驳的意见
　　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历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其理由如下：
　　一、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
　　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王文正公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丁晋公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
　　四、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脱去丧服，标志着朝廷规定的法定丧期已过。“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
　　由此看来，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摘自《细说大宋王朝36大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