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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印尼华侨，在1960年回到祖国，但命运对年轻冒险的奖赏，是将他们送到这个陌生国度的荒地度过余生。华侨农场与外界并无围墙，但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对农场建立起认同，可他们的后代却早已如蒲絮般迅速消散
　　父亲临走前，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他亲眼见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他死前做了个梦：妈妈要来接他走，几月几号几点钟都告诉他了。结果真的按照梦里讲的，在那一天举办葬礼，请很多人来吃饭、玩麻将。差不多到点了，人家问他：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结果时间一到，他说了句“妈妈来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亲说，如果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S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他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个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他的“夕阳红”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他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妈妈》——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他不是华侨，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文*’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张仃娘介绍，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他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他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过一下”。
　　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示礼貌。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因为那是“脏的”——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职责。
　　“夕阳红”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夕阳红”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不跟我们玩。”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有天晚上，记者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见到了这群“分裂*子”。她们的人数大约是“夕阳红”的4倍，年龄上看来则比“夕阳红”小一辈。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指挥她们舞步的，是一台播放《伤不起》的录音机。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一位舞者告诉记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网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她们也会穿上纱笼，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
　　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免费教都没人来!”
　　有一年儿童节，“夕阳红”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教孩子们唱《哎哟妈妈》。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头去。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
　　张仃娘倒是无所谓，“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她说，“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
　　过完这个暑假，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去桂林，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现在终于要并入“外面的”学校。
　　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50年前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