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学院路口】 三叉路口图片

　　宋人曾有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我有心得谓之：住近学院好读书，紧邻师生得青春。　　我家住在西直门北大街的东面、学院南路的南侧，迈步跨过学院南路路口往北，穿过蓟门桥，就是北京著名的“高校集结路”——“学院路”。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通道，道路东西两侧依次坐落着十多所高校。从学院南路路口往北，至蓟门桥南侧，东边有邮电大、北师大，西边有法大（研究生院）、中财大，再往西南一点有北交大、北理工、民族大；行至蓟门桥北侧，东边有电影学院，西边有首都体院，再往西去是人大；从学知路口至学院桥南面，东边有北京联大（文理应用学院）、北大三医学院，西边有航天航空大；学院桥往北至上清路口，东边有北京科技大、石油大（北京）、农大（东区），西边有地质大、语言大、矿业大、林业大，再往西去便是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和北大……真可谓一路高校林立，通街书香飘逸，令人好生倾慕！因此，每当有朋友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有时便忍不住要附庸风雅地说：我家住在学院路口。
　　我是上世纪90年代中成家的。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和工资一样，都是由工作单位“分配”的。我所在单位是个新建机构，白手起家，连办公场所都是租借的，职工住房更无片瓦可分。刚结婚时，单位在城南的一个小宾馆给我租了一间10多平方米的单间，让我们暂且栖身。半年之后，夫人所在单位因沾了政府机关的光，给我们和另一对新婚夫妇分了一套两居室。这个两居室就在西直门北大街东侧的学院路口，我们从此便在这里安下家来。后来，自家虽然也买了商品房，但故土难离，买的房子也在紧邻旧居小区的学院路口。这样算来，我家在学院路口已经住了20多年，可以说是这里的老街坊了。
　　刚入住的时候，小区的环境一片荒芜，家里的情境更是逼仄。两户合住的两居室总共只有60多平方米，每户只有一个10多平方米的卧室可以单独使用，其余的空间如门厅、厨房、卫生间等都是共用的，那种窘迫尴尬的情形可想而知。住了大约一年之后，另一家搬了新居，这套两居室才归了我们家。但是，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把年迈的父母也从广东老家接了过来。为照顾老人孩子，还请了一个保姆，这样便成了六口之家。除了厨房和卫生间外，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到8平方米，比原来合住时的人均面积还要少。我做的是新闻采编业务，除白天在班上忙活外，在家里也需要做大量的编写工作。然而，那些年间蜗居的窘迫，却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因此，我在家里的读写计划，经常被迫中断或搁置。
　　有天晚上，在家里实在写不下去了，我漫无目标地走到附近的大学校园散心，看到图书馆里学生们在静谧的灯光下学习的情景，真是羡慕不已。站在窗外心驰神往的我，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在附近大学办一个图书馆阅览证，借用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写作。为此，我找到位于学院路口蓟门桥西侧的法大（研究生院）图书馆馆长沈国峰教授，向他说了家里的情况和我的想法。法大的图书馆不大，校外读者一般是不给办阅览证的。沈馆长是一位仁厚而善断的长者，他说，你是搞法制新闻的，我们是搞法制教育的，也可以说是一家人嘛。再说你家住房也实在太挤了，你这个阅览证我们就破例给你办了。他的一席话，说得我好生感动！有了法大图书馆的阅览证之后，我获得了许多便利。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每天晚饭后，或者周末假日，我经常来到法大图书馆，借用那里的一片安静空间看书和写作。那期间，我的许多文稿，包括多篇曾经轰动全国的法制新闻报道，都是在法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写成的。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沈国峰馆长给我办的阅览证，我真不知道怎样去度过那些“蜗居斗室”的日子！如今蜗居的日子虽然过去多年了，但我对沈国峰馆长依然心存钦敬和感激！
　　紧邻高校，不但可以借得图书馆看书写作，还可以依傍高校师资之优势。由于日渐增多的联系，我有幸结识了法大的多位名师，还和他们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厮混熟识，并在工作上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每有约稿，他们都给予热情而及时的响应。我主持的大型法律读物“人与法”丛书等几个较大的编撰规划，也得到了他们中多人的积极参与和协作。我在北大学的是文学专业，而我供职的法制新闻传媒却需要扎实的法律知识。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在此期间我还在法大进修了法律专业，为后来的采编工作夯实了法律知识根底。本世纪初，法大创办了法制新闻专业，先设立本科班，随后又开设硕士点。新专业草创初期，法大聘请我担任兼职教授，并把我的专著《法制新闻报道概说》一书列为该专业的本科教材和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必读书目之一。这也算是我回报法大的点滴奉献吧。几年前，我应友人之约写了一篇题为《高贵的精神隐修院》的文章，记的就是我与法大的这段情缘（详见《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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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8-zb/2.htm）。
　　我家住在学院路口，高校覆盖下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也让我的孩子受益匪浅。因为北京的小学和初中早就有就近入学的规定，我的儿子因而也就多多少少地沾了住家紧邻高校的光。他小学就近上的是北师大实验小学，初中上的是北师大二附中。高中虽然不再是就近入学，但是前面优良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已足以培育了他竞读好高中的能力。所以，考高中时他又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大附中。也正是为了孩子上学的缘故，我和夫人两家单位先后共有过三次调房的机会，我们都宁要旧居的小面积，不要远处的大面积。孩子上初二的时候，夫人单位在别处给“补差”一套房子，我又费尽周折把它调换到学院路口。再后来，楼市波涛汹涌，我们相继看了不下五六个小区的十几个楼盘，订金也先后交了四次，但后来又都退掉了。缺乏经济实力和投资眼光，固然是退房的主要原因，但是全家都舍不得离开住惯住熟了的学院路口，也是个决定性因素。最后，我们宁愿花了比先前选订的小区高出两倍的价位，还是在旧居相邻的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为的还是想把家安在紧邻高校的学院路口。
　　家住学院路口，近邻众多高校，也让我得以和在高校就读的青年学生，特别是来自家乡的子弟，有了亲密的接触和交流。我是恢复高考后家乡县市里第一个考上北大的考生，因了这个第一和北大的缘故，家乡县市的老师们为激励考生志在高远，都爱引以为例，说家乡某某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了北大，你们也当努力发奋啊等等。家乡的考生也不负期望，在我之后几乎每年都有考上北大、清华以及北京其他高校的，仅是就读于学院路一带高校的大专、本、硕、博，相加起来就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有的或缘于师长和亲友的推介，有的纯粹是慕名而来，入学后便顺着学院路找到我家来。他们回去后又转告其他同学，下次来时又带来了新的同学。这样，在北京读书的家乡子弟大多到过我家。特别是我老爸在我母亲病故之后第二次来京居住的那段时间，家乡弟子更是常来常往。有的周末或节日，大家相邀而来，济济一堂，沙发坐满了坐凳子，凳子坐满了就坐到床上来。大家谈笑风生，满口讲的都是家乡话，把平生只讲家乡话的我老爸说得好开心。有时家乡子弟又带来各自的学友，聚会的范围便拓展到更多的地区。有一年国庆节，学子们过来团聚，家里实在坐不下了，就干脆转移到近邻的“同一首歌”。清华的龙生数点了一下人数，说：今天是京、粤、冀、晋、苏、蒙六省区，北（大）、清（华）、人（大）、师（大）、法（大）、航大、警大、北外八高校，专、本、硕、博四及第大聚会！他的敏锐观察和风趣概括，赢得满堂掌声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