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案件中墓地费如何处嘿【从继承处求发展】

　　我最早受到的古诗启蒙，是读小学时，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所提醒我们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溜（吟）。”离开学校以后，我买的第一本书，是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先生合编的《文言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书中收录了《绝句十八首》，选登了孟浩然、王之涣、王维、王建、柳宗元、李频、贺知章、李白、高适、杜甫、岑参、张继、韦应物、张籍、刘禹锡、贾岛、杜牧的诗歌，一经背诵，便使我领略了唐朝诗歌的绚烂多彩。再后来买的诗词书有喻守真编校的《唐诗三百首详析》，还有《三曹诗译释》《千家诗》《宋代文学作品选》等。虽然我至今不曾作过诗，但唐诗宋词的耳濡目染，不仅使我陶冶了性情，而且使我的散文语言受到了诗化的浸染。
　　读古诗，很容易记住一些名句，也就记住了一些名字：李煜、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欧阳修，北宋三苏，建安三曹……古代先贤，用诗词抒发胸臆，吟咏豪情，用他们涵咏的功夫和诗味将我们引入了佳境，使我们在灿烂的文采中，感受了祖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山川江河的秀美风光。即便是吟咏山河破碎的诗歌，也能引起我们“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戚情怀。我常常将这些诗词抄到一个小本本上，随身携带，工余饭后浏览学习，可谓“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痴迷不舍。因为古诗讲究押韵，抑扬顿挫，不但能减轻记忆的压力，而且能带给人美的享受。还以南唐后主李煜的诗词为例，他虽然是亡国之君，于安邦治国上乏善可陈，但他的诗词却没有亡国之音，只能使人涌起对故国山河的怀恋。
　　爱屋及乌，我对现代中国的一些旧体诗，应该说，是持欣赏态度的。毛泽东的诗词，更多地继承了李白的浪漫和李贺的精华，无论是他的七律诗，还是他的词，都大气磅礴。他的诗词，我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已经不足以满足我的求学所需，又苦心搜罗到一些，作为怡情养性的精神大餐。走出对毛泽东的神坛膜拜，毛泽东的诗词所以能够让人折服，源于他作品的书卷气，源于他不舍昼夜，日浸月润的阅读。那种万千气象，接地豪气，让人手不释卷。
　　关于新诗的滥觞，并不是当下的专利。上世纪初，胡适、康白情、郭沫若，那些“五四”时期先锋作者的诗，我读过；徐志摩、艾青、贺敬之，这些后继者，他们的诗我也喜欢。1938年11月17日，艾青写下著名的短诗《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这无休止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每读罢这首诗，都使我情不自禁，有一种俯伏大地，膜拜大地的感觉。这是不是就是诗歌的力量？这也许就是诗歌的一个“命门”：言之有物。如艾青辈的现代诗人，除去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某种政治需要的部分作品，以一首诗歌名世者，确实不乏其人。他们绝非沽名钓誉，而是堪配其名，无论是其诗其人，都值得我们钦敬。
　　我自费订阅6份文学期刊，其中有一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权威文学期刊。坦率地说，对于期刊的诗歌部分，我不得不视作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不舍。毕竟是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订阅的书籍，可是读起来就像嚼木渣，不明所以。我就想：到底是我学问太浅，有眼不识金镶玉，还是作者随心所欲，闭耳不知人所云？关于当下的诗歌，也像眼下的世界，活脱脱是一个万花筒——花花世界，鸳鸯蝴蝶。比如名噪一时的“梨花体”。有人为了维护某个诗人和某种诗体，居然当众裸奔。某种诗歌的尊严，要用一个个体尊严的丧失来维护，是个别人的极端，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悲哀？当今诗坛，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当年以所谓“先锋”名世的诗人，纷纷转行，高雅一些的做起了小说、散文；媚俗一些的弄起了以字论价，一字一元或价码更高的电视剧本。所谓新诗，却风生水起，诗歌队伍前赴后继。自由诗似乎好写得很，好像只要长手的就会溜几句。有一个文友，本是小说作者，忽然作起了诗歌，而且意兴勃发，诗集一本接着一本地出。可是他写的诗歌，只不过是把一篇散文或记叙文拆开分装，由一段一段转成一行一行，有形式，无内容，让我不敢恭维。这让我想起了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被蒙骗的皇帝明明一丝不挂，在大臣的簇拥中招摇过市，却自认为穿上了罕见的“迷你服”。除了那个孩子以外，没有人站出来说破。这就是当下的诗歌现状，旁观者不清，当局者痴迷，谁能给迷途者当头棒喝？对于当下的一些诗歌，编辑没有读懂，却生生地拿来凑版；读者读不懂，干脆视而不见。而有些作者自我感觉良好，你问他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不知所云，只是“拿大妈妈（乳房）吓唬小孩子”，“虎牌”的。
　　我绝没有将新诗一棒打杀的意思。古人云：歌咏言，诗言志。为我们的诗歌创作作出了规范。诗歌诗歌，古代的诗歌，大概是用来娱乐的，所以有“吟咏”之说。所谓“吟”，已经有了唱的成分在其中，要押韵，琅琅上口。所以古代诗人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说，也有“推敲”的典故。中国的新诗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中中外外”“古古今今”，首先是“中国的”——要在继承上下功夫，从泱泱中华博大的五千年文明中汲取营养，广取古人之长，舍此，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言之有物，无病呻吟固然不好，故作骄矜也不是什么好事。一个大诗人，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的境界我们常人很难抵达，那就不妨试着做一个小诗人，不能为作诗而作诗，要替读者想一想，以读者的共鸣为最高追求，当然，不是为了让你迎合。否则，如果真像某些人自嘲的，诗歌成了某些人酒足饭饱之后排泄时的伴生物，那就是我们文化的悲哀了。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