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简牍在我国古代语言文化发展中的意义:简牍文化

　　［摘要］简牍是我国古代用来保存文字的重要载体，它对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简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古代语言文化影响更为深刻。今天我们沿用的许多奇词妙语就来源于简牍。本文旨在探讨作为载体的简牍在我国古代语言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关键词］简牍；古代语言；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Ｈ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90-02
　　一种语言文化，都有与其特点相符合的载体，从考古材料和传世典籍可知我国古代我国的语言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载体。旧、新石器文化的载体是旧和新石器以及陶器等遗物，进入文明时期以后，龟甲、兽骨、钟、鼎与简牍、绢帛、纸张等，也都成为我国古代语言文化的载体。其中的绢帛与简牍是春秋至秦汉时期主要的书写载体。因为绢帛的产量有限和价格昂贵，其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以竹木为主要材质的简牍则随处可见也容易制作，成为纸张发明前的最理想的书写材料，也成为我国古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
　　简牍，《说文解字》释“简”为：“牒也，从竹间声。”①段玉裁注曰：“按简，竹为之。”即把竹子锯断，剖成片，即成简，也称“竹简”。可见，“简”或“竹简”就是用竹片做成的书写材料。“牍”，《说文解字》释“牍”为：“书版也，从片，卖声。”段玉裁在释“简”字时说：“牍，木为之。”又《说文解字》释“片”为判木，段玉裁注“判木”为“一分为二之木”；又注“牍”字曰：“专谓用于书者。”“牍”是木片做成的书写材料，亦可称作“木牍”。“简”和“牍”的区别在于：简是竹片加工而成，椟则由木料做成。
　　竹简在竹子的选材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要是比较大的竹子都可以用作竹简。但是，木牍的制作，就有一个选材的问题。制作木牍的木材一般要求木质比较细，宜于书写，又要求产量比较多而木质不坚。从居延、敦煌和武威已经出土的木简和木牍情况看，一般多用红柳、胡杨和松树等作材料，因为该地区适宜于此类树木的生长，是以上地区比较常见的树种，易于就地取材。《太平御览》引扬雄《答刘歆书》“以铅擿松椠，二十七年矣”中的“松椠”，②《说文》释“椠，牍牒也”，《说文》：“然则（牍之）粗者为椠，精者为牍。”由此，扬雄所说的“松椠”，就是松木牍，即用松木做成的粗糙木片，经过加工，用于书写。
　　制作简牍，需要经过一定的工艺和制作过程。就竹简来说，是把竹子锯成一定长度的筒状，再把口锯平整，削平竹节，然后剖为竹片。竹片又要经过削刮，使之光滑而后才能用于书写。在正式书写之前，还要经过“杀青”的工序。所谓“杀青”，是以火炙烤竹简，令其出水以防虫蛀。《后汉书·吴佑传》：“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义见刘向《别录》也。”③李贤注曰：“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蠢，谓之杀青，亦谓汗简。”这一解释很有道理。
　　简牍作为文字载体在人们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根据其形制、规格和约定俗成而加以命名，首先从它的幅度即容字的行数来看有尺牍，从出土简牍可知，尺牍约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0.3厘米，因其长度相当于秦汉１尺（1汉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所以称为尺牍或笼统地称为札，在尺牍上写字称为书札；两行，为记事便利有时采取加宽简牍办法，由原来1厘米增至1.5～1.8厘米，以便能容两行字；方，将木加以拓宽增加至五行更多，《仪礼·聘礼》中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④贾公彦曰：“不假编连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觚，多棱体。古人有时为书写较多内容或习字，往往需要较大书写版面而不重视其规范性，为此可利用天然木材，稍加刮削即用于书写。《急就篇》曰：“急救奇觚与群异。”颜师古注曰：“觚者，学书之牍……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因有棱角故谓之觚。”觚基本上是木质，且多见于西北，内容一般都不太重要，但也有例外，如1977年玉门花海出土的七面觚，记录了一份珍贵的遗书；策，和“册”通假，简牍之策指编连若干简牍而成册。《仪礼·聘礼》中贾公彦曰：“简谓一片而言，册是编连之称。”《春秋左传·序》孔颖达疏：“单执一札为之简，编连竹简乃名为册。”简册相当于今天的书籍，注重史籍是我国2000年以来的传统，往往将史书通称为册书。其次，从简牍长度而言有：尺一，古时诏板长一尺一寸，故称天子的诏书为“尺一”，是皇帝专用简牍的称呼，以表示天子高于臣民的品格。《后汉书·光武帝纪》：“称皇帝，以命诸侯王……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二尺四寸”，专门用来记录儒家经典的简牍格式。《论衡·谢段短篇》有曰：“二尺四寸，圣人之语。”；三尺，《汉书·杜周传》有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裴松之《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说明当时的法律条文是写在3尺长的竹简上的，如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的六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⑤简甲、乙、丙三种本，其中甲种本简长55.6～56厘米，乙种本简长50.5厘米，丙种本简长56.5厘米，都接近郑玄和贾公彦所说的以2尺4寸长简抄写《仪礼》的说法，从而证明史书记载的正确性。
　　简与牍同我国古代文化传承密不可分。特别在语言文化的运用上，如“杀青”，称呼以炙烤竹简使之出汗以利于书写和防止虫蛀的工序，现在引申为书籍定稿或影视剧拍摄完成；由此又引申出“汗青”称呼史册之义。
　　由于“简”多以竹子和木料做成，当它被写上文字之后，实际上就成了书籍，因此，古人称当时的书籍为“竹书”，如：《竹书纪年》就是以“竹书”名书的证明。古人把当时的法律写在竹简上，因此也称这种法律为“竹刑”，《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曰：“竹刑者，刑法科条载于竹简也。”汉代规定以3尺长的竹简书写法律条文，从而产生了“三尺法”与“三尺律令”等词。书写在竹简上的书籍既可以称为“竹书”，则书于绢帛上的书籍也可称为“帛书”，故《墨子·明鬼符》有“书之竹、帛，传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有“先王寄理于竹帛”的说法。由于古代的书、史是用竹简、绢帛写成的，从而又引申出以“竹素”代替书、史的说法，如《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疏中就有“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拘卑贱。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颜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⑥的话。由于当时用于书写的竹片又叫简，故古人又以“简素”代替“竹素”以称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