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远远地逃走吧】逃走了

　　8月22日一天，苏军就从“满洲中央银行”金库中提走了黄金36公斤，

　　白金31公斤，白银66公斤，钻石3705克拉

　　倾盆大雨中，整个新京（长春）火车站挤满了黑压压的难民和堆积如山的行李。孩子们可怜的哭叫声和母亲们不耐烦的斥责声混杂在一起，“火车什么时候走啊？难道就见死不救吗？站长在哪儿？”

　　关东军司令部准备了10列火车“迁都”，军人家属先行，南满株式会社的家属随后。因时间紧迫，车内拥挤，军队强令乘客抛弃一切财产，仅穿着随身衣服出发。但这仍是杯水车薪，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把站内各道月台挤得水泄不通――一些“聪明”的日本人提前用高价买了货车票，早已坐在高高的家具堆上向南而去。

　　这一天是1945年8月11日。深夜，伪满皇帝溥仪之弟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在二百多名宫廷职员及其眷属的陪同下，来到了“人间地狱般的新京车站”。“喂！快远远地逃走吧！明天这里就变成战场啦。”在站前，伪满士兵仍在不停地挖沟，其中有人扬起手笑着对她喊道：“好在还特意留给我们一天的时间，为自己挖掘坟墓！”

　　在满月台的妇女小孩们充满怨恨又有些羡慕的目光里，嵯峨浩一行登上了“御用列车”。

　　深夜12点，伴随着汽笛的尖叫声，列车缓缓离开新京车站，半疯狂了的妇女们冲上来，用尽全力紧紧抓住车厢门旁的扶手，不肯放开，哭喊着，“哪怕只让孩子上去也行啊！站在厕所里也没关系。”“我们已经等了两天了，就让我们上去吧！行行好，拜托了！”

　　车上的宪兵们一面怒气冲冲地说：“不行！这列车不准上！快走开！”一面把那些死也不放手的妇女和孩子们推下车去。

　　尚未等到“玉音放送”，日本帝国费尽数十年心力筹建的伪满洲国，已经崩塌。

“各部队各机关应按预定计划实行”

　　尽管伪满洲国之外，日本军处处战事不利，然而“迁都”几天前的长春，表面上一切如常，报纸和广播仍在宣传“皇军”的“胜利希望”，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继续公布法令和任免名单；甚至是歌舞升平――舞场依旧营业，乐队的美妙音乐经广播送到室外，里面有好多人和日本舞女跳着“崩查崩”的步子。

　　但是在关东军司令部内，气氛沉闷。苏军比预期来势更凶，而关东军的溃败也比预期更快。8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宣布关东军退守南满，“各部队各机关应按预定计划实行”，并告知溥仪“迁都”且必须当天动身――不过因为人事繁杂，溥仪实际并未逃出很远。

　　1932年3月8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号称要建成“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现如今，依旧是仓皇出逃的下场。

　　为避免溥仪离开长春后的混乱，根据山田乙三的命令，“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和“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主持召开“防卫会议”，把伪满政府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其中，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留下收拾残局，新京特别市市长于镜涛以及各部大臣留下协助工作。

　　8月15日中午，留守在长春关东军司令部的日本军官们，在收音机前等来了“玉音放送”，“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军官、雇员、打字员，都感慨万分地痛哭起来”。

　　16日，关东军召开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幕僚会议。因为本土大本营并未直接下达停战命令，于是有一位年轻的幕僚激动地表示，“抵抗到底，才是臣子的本分。”但山田乙三回应，“我决定按照圣旨立即停战。”一时间，作战室里一片寂静。

　　而司令部外，溥仪逃离后流言四起的长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变得躁动起来，军官学校的大部分中国学员和伪满洲国军自发组织团队，企图攻击政府的日本学员和留守在长春的日军。那些平常受尽欺负的长春民众，一看到机会就追打日本军人、警察和日本侨民。

　　也是在16日，新京满军经理学校发生动乱，关东军少佐参谋山岸和入江两人受阻击致死。留守的日军借机以自卫和保护侨民为由，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为界，摆开阵势，出动坦克、装甲车。于镜涛无奈之下，不得不出面调停，他乘坐溥仪留下的红色敞篷检阅车，奔走于两军之间，一面劝说中国人听从指挥，别乱了阵脚，一面阻止日军再发生大规模抵抗。

　　“自己人”也来给于镜涛添乱。听到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后，伪满洲国前“驻南京大使”吕荣寰，召集“满洲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荣厚等人成立维持会，自任会长。维持会成立后，以统调地方官吏维持地方秩序为名，与于镜涛争夺新京管辖权，主要是建筑和溥仪外逃后留下的政府经费。

　　剑拔弩张中，8月17日，日本天皇向陆海军颁发敕语，命令全体军人“体察停战诏书之意旨，严明进退”。

　　次日凌晨，外逃到通辽大栗子镇的溥仪宣布退位，“满洲国”散。

　　同日，得知溥仪退位后，于镜涛将新京特别市公署改名为“长春特别市政府”，自任长春特别市市长；将满洲康德新闻社改为东北日报社，派原编辑于莲容为总编辑；将“满洲国首都警察厅”更名为“长春市公安总局”，并任“首都警察厅”原理事官赵万斌为公安总局局长。

　　稍晚些许，张景惠带着随溥仪外逃的重臣们回到长春，见于镜涛和吕荣寰都在忙着争夺长春管辖权，甚是着急，生怕权力旁落，“我这几天都不在家，他们都反了！”

　　他随即召集各方以及两名日系官员，在自己府邸亲自主持成立新维持治安会。张景惠为会长，吕荣寰和于镜涛为副会长，刘德全为秘书长，松本益雄为副秘书长。

　　新的维持会成立之后，立即通过电台发表了声明，表示要维持地方治安，等待“中央”（国民政府）的接收。

苏军来了

　　张景惠们不承想，“中央”还没来，苏军8月19日就空降长春，并于次日成立了以贾尔洛夫少将为司令员、周保中为副司令员的“苏军长春戍区司令部”，实行军事管制，也拉开了苏军在长春收集“战利品”进程。 　　苏军占领伪满洲国政府大楼后，就搬走了大厦里有用的东西，继而放火焚烧。

　　8月21日，苏军接管“满洲中央银行”，库存货币被悉数没收，用来支付各种开销。同时，司令部下令所有现金支付事宜，都必须经苏军批准――苏军占领期间，“满洲中央银行”停止一切对外营业，各金融机关、存款人的银行业务或对申请支付支援救济款者，一件也没有被批准。

　　次日，苏军以检点财物为由，命令“满洲中央银行”人员打开了金库。仅这一天，苏军就从金库中提走了黄金36公斤，白金31公斤，白银66公斤，钻石3705克拉。

　　“搬迁”货币和珠宝的同时，苏军将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拘于长春寓所，让这些高管签署文件：“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

　　最终，高崎建之助等人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苏军――大部分机器、原料等，后来被运回苏联国内。

　　而另一边，没等来“中央”的张景惠等伪满遗臣，并未如之前声明的，等待“中央”接收，而是向苏军示好，曲意奉承。根据合众社8月26日的报道，苏军进驻长春时，张景惠率领大批伪满官员前往表示欢迎，苏军一官员向张询问长春的日军总数和踪迹，张却随口答道，“我未有所闻。”苏军官员大怒，询问张有多少妻妾，张先回答有三个，却又改称两个。苏军官员拍着桌子厉声道，那你知道今天的天气吗？张景惠战战兢兢，许久才回答道，晴天。

　　但即便如此，治安维持会也并没存在多久，8月23日，张就收到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的禁令，维持会宣告解体。

　　反倒是于镜涛得到了苏军“青睐”，苏军让他继续担任苏军军管下的市长。司令部加尔洛夫少将还要求他：一、协助苏军维持长春正常秩序；其次，保证市内的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的正常使用；另外，给苏军提供生活物资，因为饮食习惯，苏军还特意提到了牛肉。

　　可于镜涛并没能官运亨通，因为一个令人无语的原因。

　　8月25日，苏军通知伪满政府高官到苏联驻军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开会。张景惠听说于镜涛没在开会名单上，便觉蹊跷，让儿子张绍纪和吕荣寰一起到市政府找于镜涛。吕荣寰对于说，“苏军找我们开会，不知是什么意思？心里没有底。‘总理’希望你一定过去看看。”

　　碍于情面，于镜涛陪同伪满官员出现在驻军部。加尔洛夫少将看到于镜涛也来了，很不高兴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据于镜涛回忆，当人员到齐后，出来见面的有科瓦廖夫大将、一名中将和加尔洛夫少将。科瓦廖夫简短地对这些开会的人说：“目前局势还不稳定，你们待在这里很不方便，我们认为还是到苏联去比较好。”。三人到隔壁房间商量后，科瓦廖夫又对于镜涛说：“你来了，大家都看见了，就不能再走了，从这里出去一个人，都得经斯大林批准。”

　　就这样，苏军进驻长春后的第一任市长于镜涛，和张景惠、吕荣寰、臧式毅以及宫内府大臣熙洽等人一起，成了阶下囚。

“我们完全无能为力”

　　成为阶下囚的，还有另外一批人，关东军士兵。

　　苏军空降长春后，对长春苏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阿尔捷缅科上校，第一时间即前往关东军司令部同山田乙三进行谈判，提出：关东军立即在全线停火、停止抵抗，迅速撤出长春及其附近地区的所有部队，到指定地点无条件投降。

　　山田乙三服从了“命令”――苏军撤离东北后，长春以及其它地区缴械投降的关东军约59万人，被押往西伯利亚做苦役，这也是东北日俘极少的原因。

　　相比关东军，在长春的日本侨民遭遇更为不妙。苏军占领长春之后，长春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侨民横川次郎的妻子在由苏军经营的原“满铁”消费合作社工作，报酬却只是每月带回的一点点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无法满足一家四口的需求。而在日侨聚集地，被饿得有气无力、躺在地上等死的人随处可见。

　　很多日本人开始变卖衣物，最后无物可卖，就在街上摆摊卖零食或杂货以维持生计。与一家人一起住在难民营的国宏威雄就是其中一员。伪满时期他家境富有，衣食无忧，但战败后，15岁的他每天早晨都要到桥头上等待有人雇工，只求每天能有一顿午饭和不多的工钱。

　　更令日本人恐慌的是，一些没有军纪的苏军开始抢夺财物、凌辱妇女。日本妇女只能剪掉头发，涂污面容，原先居住在市内的日侨将门窗紧闭，有的还钉上了板子，防止苏军闯入。宪兵队长玉冈大佐甚至将氰酸钾发给了全体宪兵队家属，吩咐她们一旦遇到意外，立即服毒自杀。

　　无奈之下，在长春处于软禁状态的关东军幕僚，甚至在给东京的电报中，数次提到侨民困境：

　　8月29日电：面临两个月紧迫的粮食问题，不胜忧虑。我等认为国家要付出全副努力，对此妥善处理……

　　30日电：由于苏军军纪较差，新京难民仅随身携带的物品也被夺走……衣着、粮食、被褥、住宅等遭到征用和掠夺。担心一入冬季，饿死冻死者将不断发生……询问苏军首脑……则云由东京解决，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烦请极速给与帮助，使之可以迅速送回国内。

　　9月2日电：眼看冬季将临，约80万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没有食物、没有住处、没有钱、陷入困境。

　　但此时，内外交困的日本已无力照顾留在中国的侨民，日本外务省只是以训电了之――“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采取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直到9月1日，东北地区日本人救济会在长春成立，地点设在新京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现在的长春百货大楼），由高崎建之助担任会长。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或者怎样安排他们。

　　苏联并不愿承担这一没有报酬的遣返责任，最终，经国民政府与苏联协商，决定由中方将东北的日侨遣返回国，具体由接收东北的国民党东北行营负责，中国共产党予以协助。

　　但国民政府也并不是无偿服务。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颁布“日本在中国私人产业暂行处理办法”，规定不论战争前或战争中以公司、会社所经营的产业或者在战争中强力占有的产业或中国法律所禁止的产业都列入没收范围。

　　轰轰烈烈的“接收”大戏，即将上演。

　　● 参考资料：《申报》、《流浪的王妃》、《长春文史资料》、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存档等

　　实习生李婕、周奕肖、林婷婷对本专题稿件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