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强拆”所展示的网络公共领域_江西宜黄强拆自

　　摘要：在转型中国利益多元博弈加剧，传媒技术和社会因素错综复杂的当下，仅仅停留在对网络的赞美中是远远不够的，逐渐成形但尚未成熟的网络公共领域，具有让人振奋又需要警惕的双重特性。“宜黄强迁”网络舆论特征表明，强迁案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开始受到网络力量有意无意的鼓励，放弃在法律框架内理性诉求的努力，从而不同程度地消解了社会得以运转的正常秩序；网络在推动平民政治兴起的同时，也使部分网民习惯性地抢占道德高地，缺乏论证耐性；一些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戏剧化”处理，对“多数人意见”的盲目迎合，使得“批判的批判”成为必需。网络公共领域一作为公共精神“逐步展开和仍然萎缩”的综合体，不同利益者的公共关怀仍需加强，理性自主的政治文化亟需培养。
　　关键词：宜黄强迁；网络舆论；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3-0054-02
　　
　　过去的2010年，网络再次展示了独特的力量。9月10日，当江西宜黄一钟姓人家在与组织动迁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激烈对抗时，不慎造成三人严重烧伤而后一人不治身亡的悲剧。次日反映情况的帖子刚在论坛出现，旋即引起网民强烈关注，之后传统媒体纷纷跟进，“宜黄强拆”很快形成年度舆论热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宜黄县委书记县长先被立案调查，后被免除职务。12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全文，就“新拆迁条例”立法征求公众意见。网络在重塑中国公共生活，改变中国政治图景中的作用再次让人侧目。然而，在转型中国利益多元博弈加剧，传媒技术和社会因素错综复杂的当下，仅仅停留在对网络的赞美中是远远不够的，逐渐成形但尚未成熟的网络公共领域，再次显露出既让人钦佩又值得警惕的特性，作为公共精神“逐步展开和仍然萎缩”的综合体，不同利益者的公共关怀仍需加强，理性自主的政治文化亟需培养，余痛未消的宜黄无疑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案例。
　　
　　一、“围观改变中国”与“上访不如上网”
　　
　　“宜黄强拆”被放在聚光灯下的一个宏大背景是中国日益庞大的网民群体及信息新技术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
　　据统计，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的网民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1.8％。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互联网所构建的生活，互联网也给人们的生活赋予了崭新的时代特征。对政治的集中影响在于，网络将前信息社会四分五裂的个人重新组织起来，在网聚网民的同时也网聚了人的力量。网络不仅能引起多诺米骨牌般的现实政治效应，网络本身已成为构成政策合法化基础的一种政治力量。
　　有学者认为，目前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主要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使每个公民都直接参与政治，因此，只有通过推选代表来参与此类活动。“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政治表达、政治交流和直接参与政治的可能，因此，就出现了由代议制民主向直接参与式民主发展的趋势，电子民主也应运而生。”尽管这一变化只是渐进并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得以感受并受到鼓舞。
　　“宜黄强拆”个案中，悲剧发生后，作为钟家年轻一代的代表，钟家两姐妹不仅迅速在家中担当起与媒体沟通的“发言人”角色，更以互联网新生技术“微博”为武器，不断公布最新情况，发出“网友救我”呼声。其间，钟家姐妹在西昌机场赴京上访被阻，通过手机和外界通话，被《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整合“现场直播”，引起无数网民‘‘牵挂和愤怒”；关于钟母严重感染生命一度垂危的情况被网友得知后，立即掀起了现实版的“千里接力大营救。”论坛、博客、网络社群，当然还有“微博”一起改变了钟家和当地政府的谈判能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事件发展的方向。
　　然而分析宜黄个案，应该注意的是，随着转型期中国各种矛盾的突显，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开始受到网络力量有意无意的鼓励，放弃在法律框架内理性诉求的努力，从而不同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得以运转的正常秩序，这在最近几年的强拆案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何调整个人利益和公共事业发展的矛盾成为一道现实的社会难题。在宜黄事件的诸多细节中，引起钟家和当地政府所有矛盾的焦点在于拆迁补偿方案，宜黄县上级抚州市相关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当宜黄县依照法规向钟家下达强拆通知，并告知钟家具有诉求法院裁定的权利时，并不否认这一事实的钟家却采取了“死给你们看”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法律并不完美，政策需要完善，正常道路上的维权会有成本和时间的考虑，并且可能落败，我们甚至可以追问为什么钟家不相信法律。但当越来越多的人“以命相搏，捍卫权益”时，我们所失去的将是社会的善意，消费的将是我们的未来。当“告状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口口相传，成为时尚，“网络公民”应给予的，不仅仅是对不良社会固疾的鞭辟和疗治，还应该给予当事人温暖的提醒和理性的建议。突然展现的网络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大挑战。
　　
　　二、“强拆与新中国”之辩：“慧昌“被殴与“慧昌们”的缺席
　　
　　“宜黄投书”是剖析宜黄事件网络公共舆论的另一个关键。10月12日，财新网在其首页显著位置，全文刊发了署名“慧昌”的宜黄一名公务员文章，在这篇名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长文中，笔者分五部分对宜黄强拆事件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主流舆论同情声援‘‘钟家”的新视角，在网上对比力量极度悬殊的情况下，发出了恳请人们理解基层政府公共治理复杂性的呼声。
　　一石激起千层浪。“宜黄投书”在第一时间遭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侮辱和痛骂，一些网民认为这明显是为宜黄当地政府辩护，并为其贴上“宜黄反扑”的符号，号召大家群起攻之。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一向具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迅速组织力量，展开单向度的批评。在部分评论者的笔下，“宜黄投书”被界定为强拆发展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从文章中拉出并遭到“痛快淋漓”的批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本来答应某网站和网民沟通的“慧昌”放弃了沟通的打算。舆论展现得如此一律，如此强大，以至今天当我们在百度搜索中键入宜黄强拆，扑入眼帘的信息鲜有不一样角度，但是“慧昌”的观点仅仅只有被批判的价值吗?
　　作为人类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最可宝贵的政治思想财富之一，无论是哪一种民主思潮都强调自由而公开的辩论，因为人的思想正如人的肢体，越运动越健康；合意的形成则需要善意的批判和理性的妥协。关于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倾向，国内外学者均有论述，它揭示了网络空间民主所存在的重要问题：网络先入为主的态度，甚至语言暴力，使多数异见者会失去表达的兴趣和勇气，致使固有观点得到强化，整体舆论向某一方面极端偏离。宜黄事件网络舆论在这一点表现更加明显。从事后来看，对“强拆发展观”的强大批判和完全胜利，一定程度上讲只是众多媒体的消费方式和自我陶醉，因为缺乏思想的多元，因为没有反对者的争鸣，真理越辩越明的条件不存在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宜黄投书”给我们提 供了一次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生活体验，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为同一事件的解决提供重新认知和协商解决的可能，“慧昌”及“慧昌们”的知难而退，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并不否认网络空间在宜黄事件中塑造公共领域空间所发挥的作用，所取得的成就，它仍然是对滥用权力者的威慑，是一个社会健康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理想公共领域的对话一定是基于理性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网络推动了平民政治的兴起，提高了草根群体言说的权力，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当前网民的结构、表达的习惯、言说的能力，匿名的特点，在使一些网民具有“扶危济困，抱打不平”的宝贵精神外，也有意无意地习惯抢占道德高地，缺乏论证耐性。构建理想的对话环境，需要不同事件中“慧昌们”的发言，它同样是健全网络舆论的必需。
　　
　　三、谁来批判批判者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呼应更加紧密。“职业记者强大的采访报道实力，在网络爆料之外挖掘出新的事实，加上媒体评论的影响力和品牌的公信力，使得传统媒体的介入在突发事件的演进过程中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
　　分析网络公共舆论空间不能忽视传统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彼此渗透，复杂关联。传统媒体不仅从网上精心挑选和适时推进新闻热点，而且以富有创造性的新闻实践丰富了网上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舆论上彼此借力，互相倚重，在个人、社会和文化诸多层面上的影响日益显现，传统媒体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总体质量构建不可不察。具体到“宜黄强拆”，报纸、广播、电视在事件传播的关键点仍然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这既得益于传统媒体长期养成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与一些体制内媒体多重角色所形成的影响力有关。然而客观分析一些媒体的报道，实在值得商榷。在这里，我们以燕赵都市网9月20日“直击江西宜黄拆迁案惊魂17小时”为例作以简单分析。
　　打开网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编者按：如果希区柯克生在当世，他不会为剧本发愁。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钟家姐妹一连串奇怪的遭遇给他提供了最好的素材。《夺魂索》《辣手摧花》《牙买加客栈》《后窗》《贵妇失踪记》《惊魂记》《伸冤记》……；正文则分别以《夺魂索》―半夜噩耗：叶忠诚去世；《火车怪客》―仓夺尸体：钟家寡不敌众；《牙买加客栈》――等待天亮：漫长的夜晚；《惊魂记》――末路狂奔：一女敌二夫；《贵妇失踪》，《后窗》――现场记录：绝望和无助为插题。试想，当一起公共事件被拿来作为戏谑的故事处理，它又体现了报道后面怎样的立场和情趣。新闻是新闻机构每天在压力下仓促决策的不完美成果，我们不能苛求新闻里所有细节的完全真实，但当一些媒体用非常规的处理方法制造戏剧效果，期待轰动效应时，当一些媒体在市场压力下对“多数人的意见”盲信甚至盲从，媒体该如何来对待被批评者的质疑，我们又如何能让“批评的批评”缺席。
　　当前的中国，传媒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随着文化传媒产业改革深入，传媒竞争加剧，压力增大，人们期待的媒体“社会公器”属性，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以致从立场、情趣、语言上迎合一些受众并不鲜见。传媒自由不等同于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从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正如经典的“哈钦斯报告”曾经针对美国新闻自由面临的危险时警告人们，当一种对大多数人至关重要的自由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种自由就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在公民社会培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应该关注如何传播和传播取得的效果，我们还应该关注谁在传播为谁传播。站在新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网络舆论的表现仍然值得期待，同样值得期待的是网络公共领域在理想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期待一种“理性与自主、宽容与法治”的理性网络政治文化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