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教育理念中包含的隐性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大讨论心得

　　 [摘要] 曾国藩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隐性教育思想内容。突出体现在注重养成优化的环境氛围、注重培养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注重打造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教育主体、注重使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现代隐性教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曾国藩 教育理念 隐性教育
　　
　　隐性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教育而言的,是指教育者将教育目的隐藏在教育对象周围的生活环境中,以特定的形式与活动,通过逐步渗透的方式使教育对象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教育内容和教育经验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享有“旷代圣相”、“古今第一完人”的曾国藩,他的教育理念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教育范畴,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书籍与章节来论述教育,但在他的家书、书礼以及奏稿中教育思想无处不见。回顾曾国藩教育思想,固然带有较为浓厚的封建色彩,却蕴含着丰富的隐性教育思想内容在其中。突出体现在注重养成优化的环境氛围、注重培养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注重打造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教育主体、注重使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隐性教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一、注重养成优化的环境氛围
　　人与环境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环境氛围对人的影响往往表现出潜移默化的渗透功效。人的思想品德无一例外地形成于一定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对人的教育作用,尽管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仍然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良好的环境氛围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积极作用;不健康的环境氛围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消极甚至有害的作用。营造一个有利于人们培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良好环境氛围,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曾国藩对环境氛围的优化非常重视,他在追求“内圣外王”的自我发展道路上,深知来之不易的名誉、地位、家世,与个人修养、环境氛围息息相关。当他亲眼目睹身边达官贵人、显赫家族中的子女不是固守家业、终日无所事事,就是挥霍浪费、不思进取,深深感到想要自己的儿孙显赫一方,永不衰败,必须养成良好的家风。以家风环境的形成,促使家族的兴盛,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扭转,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他曾多次在家书中提到家风养成的重要性,认为:“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持一时之官爵,而持长远之家规;不持一二人之骤发,而持大众之维持。”为达到此目的,曾国藩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经过自己的理解,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独创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并在家书中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敦敦教导。曾国藩在治家过程中,大到曾氏子弟仕途命运、小到家庭和睦与财产使用,无一不做到细心纠正、耐心规劝,以求曾氏子孙立志为人、知书达理。不求做官发财,但求地位优越,做有所作为、于民有利、于国有功之人,最终实现他“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的愿望。经过曾国藩不懈努力,在他本人成为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同时,曾氏家风日渐形成,代代英才辈出,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二、注重培养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
　　隐性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对教育对象的价值观形成和思想品德发展起到引导作用,进而保证教育对象无论在何种环境中,不出现行为与道德标准相去甚远的教育失控局面。因此,隐性教育手段固然重要,但决不能偏离隐性教育传播道德理念和培养道德素质的这一主旨,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偏离根本。“一宗宋儒”的曾国藩一生中追求功名,事业成功,但却从未忽视自我道德修养的提升。他始终坚持理想的人格必须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一切学术事业都应当建立在道德修身养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从曾国藩家书可得到印证。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诸弟》的信中曾提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由此可见曾国藩已将以德为先、修身养性的教育理念融入到了整个家族命运发展过程当中,而曾氏家族人才辈出,与此教育理念的传承密不可分。
　　三、注重打造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教育主体
　　人格是个人以特定的行为模式表达出来的关于自身精神价值的自觉意识,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人格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的有机凝结,高尚的人格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曾国藩一生中非常注重人格培养,堪称中华传统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对自身要求极为严苛,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将一念之差,一事之失,都记在当天的日记里,对自己的错误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甚至不惜辱骂自己,将自己比作猪狗,为了达到监督、鞭策的作用,还经常将自己的日记交给友人传看。在京师做官时,他自知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便主动进行人格修养的培养。提出“八德自勉,内外兼备”、“穷究事理,心意诚恳”、“淡泊无求的内在修养”及“敦厚稳重的外在表现”等修身养性的方法。并通过完成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等十三项功课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进而达到理想人格的实现。此外,曾国藩认为人格的魅力还应当表现在学识上,只有在格物穷理的知识追求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人格的完善。曾国藩把这种格物穷理叫做“明”,在《书赠仲弟六则•明》中,曾提到:“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他认为高明来自天分,精明来自学问,但无论高明还是精明都应当趋于平实,想要达到此种境界,除了勤奋与渊博的知识外别无他法。在曾国藩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下,曾氏家风日渐昌盛,曾氏子弟大多功成名就、受人尊重,而当时社会各方面人才都愿主动投身于曾国藩门下,为其献策献力,一定程度上,应该说也与曾国藩人格上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有着直接的关联。
　　四、注重使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
　　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教育方式的灵活多样。隐性教育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完全不受时间、空间、教学工具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跨时空的教育模式。曾国藩教育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效果显著。他注重随时、随地、随事的教育,将教育渗透在生活细节中,同时,也注重教育对象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曾国藩对于曾氏子弟的教育大多是通过书信往来实现。翻看其书信,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亲切、细致、具体。每封书信中或多或少会看到曾国藩对曾氏子弟的耐心教导,每每教导从不简单重复、空泛而谈,总是就事论事,以事论理。例如,曾国藩在书信中曾多次从不同角度教导家人勤俭的重要和好处。他认为俭的好处在于:家运在俭,“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安身在俭,“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惜福在俭,“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简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长久在俭,“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对于俭的好处,曾国藩既不刻板说教,也不急于求成,而是在书信中结合时事、家境、个人具体情况,随时、随地、随事地进行勤俭教育,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曾氏子弟的思想与日常行为习惯,其收效之大、效果之明显,确实令人佩服。此外,曾国藩教育方式的灵活性还表现在他对李鸿章的培养过程中。有史料记载,曾国藩为发展湘军,惜李鸿章是人才,积极邀其加入。但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针对李鸿章的个性,采取多种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达到锻炼其能力的目的,同时为防止李鸿章由此产生的骄傲情绪,在湘军幕府中找能言善辩之士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挫其锐气。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为了改掉他这一习惯,每日清晨一定要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李鸿章喜欢夸大其词、哗众取宠,曾国藩每次发现后,就正言相诫:要求他待人以“诚”字为本。在曾国藩有针对性的教育之后,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李鸿章日后在仕途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曾国藩这位成功的“善教者”,早期对他的悉心教导。
　　参考文献:
　　[1]徐安鑫,何义圣.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J].求实,2008,2.
　　[2]曾国藩.曾国藩家训[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5.
　　[3]田澍.曾国藩与湖湘文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2.
　　[4]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