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情绪实践对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影响]控制情绪的名言

　　〔摘要〕情绪能够激发行为,从而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儿童情绪能力的获得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主要通过父母在家庭中所表现出的情绪社会化行为来进行。本文将从家庭情绪表达、家庭情绪交流和父母对儿童情绪的反应三个方面论述家庭情绪互动对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家庭情绪;儿童;情绪能力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2684(2009)12-0021-03
　　
　　情绪是个体心理体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情绪能够激发行为,从而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近些年来,情绪不再被看作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实体,而是一种个体内、个体间行为的调节者,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一个过程。从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情绪具有建立、维持和改变个体与外界关系的功能,而情绪的这种功能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能力,即情绪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
　　儿童情绪能力的获得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家庭则是儿童情绪能力获得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在家庭环境中,儿童有机会学习一些与他人交往所必须的社会情绪技能。儿童情绪能力的社会化主要通过父母在家庭中所表现出的情绪社会化行为来进行。以下将从家庭情绪表达、家庭情绪交流和父母对儿童情绪的反应等三个方面论述家庭情绪互动对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影响。
　　
　　一、家庭情绪表达与儿童情绪能力
　　
　　美国的研究者Denham等(1994)强调父母的情绪社会化在儿童情绪发展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者发现,家庭表达(Family Expressiveness), 尤其是母亲的情绪表达与儿童的情绪理解水平有关。英国的研究者发现,家庭表达是指在家庭中的一种主要的持续的言语和非言语表达的内在风格或模式,它要根据相应行为出现的频次来进行测量(Halberstadt, Cassidy,et al.,1995)。家庭表达可以从以下两种方式来测量(Halberstadt,Crisp & Eaton,1999):(1)父母在与儿童的互动中所表现的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即情绪表达类型;(2)在家庭互动中父母情绪表达倾向的数量,即情绪表达数量。
　　大量研究发现,儿童和父母情绪表达数量存在正相关。高表达度的家庭为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情绪和其他心理能力的机会,因此,家庭表达度高的儿童具有较高的情绪理解水平。美国儿童心理发展专家研究发现,母亲在家中的情绪表达越丰富,则孩子对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也越高(Camras,et al.,1990;Daly, Abramovitch & Pliner,1980),来自情绪表达单一的家庭的儿童很难正确识别愤怒的表情。
　　美国学者Stifter等(1991)考察了母亲的情绪表达与儿童的情绪调节技能的关系,发现母亲表达度与儿童的情绪控制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那些表达中度的母亲能引发儿童更多地运用情绪调节策略。Gardner(1995)让儿童分别和一个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相处,发现那些来自积极表达家庭的儿童更多地表现出自我调节行为。美国的Greenberg等(1996)也发现家庭表达的积极程度与教师评定的情绪控制水平呈正相关。这些研究揭示,积极的家庭表达能够更多地应对消极情绪。
　　关于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目前得到的结果还不太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1)研究者对情绪能力的认识不同和被试的年龄不同,各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建构性也有所不同,因而导致结果的差异;(2)家庭情绪表达,尤其是消极情绪的表达与儿童情绪能力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3)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只把消极情绪当作一个整体,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消极情绪(如沮丧、伤心、愤怒等)对儿童情绪能力的影响;(4)家庭表达与儿童情绪能力的关系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两者的关系也可能有所不同。
　　
　　二、家庭情绪交流与儿童情绪能力
　　
　　家庭中关于情绪的言语交流是影响儿童情绪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儿童出生的头几年,儿童主要的交往对象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平静的交往外,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相互取笑和玩耍也增加了情绪互动,进而促进儿童对情绪的理解。美国已有研究表明,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年幼儿童逐渐学会使用情绪词来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情绪(Brown & Dunn,1991),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母子情绪谈话的个体差异与后来儿童理解他人的能力相关(Dunn, Brown & Beardsall, 1991)。
　　虽然父母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兄弟姐妹作为家庭的一部分,也影响着儿童的情绪社会化进程。兄弟姐妹影响儿童的一个途径就是情绪交流。一些研究还考察了儿童-兄妹间的言语交流与儿童-父母间言语交流的差异及其对儿童社会理解的影响。美国学者Dunn等人(1991)对50名第二胎儿童进行了纵向研究,首先观察儿童在33个月时与母亲、兄弟姐妹的言语交流,包括言语交流的顺序、长度和谈论情感因果关系的次数,然后在儿童40和47个月时,对儿童社会理解进行了测验,测验主要集中在儿童对情绪理解和错误信念理解两个方面。
　　研究发现,儿童在33个月时交流的主动程度、谈论情感因果关系的次数可以预测儿童在40和47个月时对错误信念和情感的理解程度。他们通过对儿童在家庭中与父母和兄弟姐妹谈话录音,考察了33个月和47个月的儿童情绪谈话的差异。结果表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与兄弟姐妹的情绪谈话的频次逐渐增加,相反,与母亲的情绪谈话逐渐减少。此外,他们还发现,兄弟姐妹间和父母间的情感交流有着不同的特点。兄弟姐妹间很少谈到对方的情绪,更多的是指向自己的情绪交流;两种谈话的方式也不同,母亲更多地采用“依从”方式,而兄弟姐妹更多地采用“交互”的方式。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交流,兄弟姐妹能使儿童学会对他人的关注,因此增长了儿童的情绪知识和情绪理解。此外,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儿童能够更好地预测他人的信念和行为,二者是情绪理解的必要技能。兄弟姐妹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情绪交流的机会,使儿童能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促进了儿童情绪理解和错误信念理解的发展。尤其是当儿童与其兄弟姐妹的观点不一致时,儿童就开始对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信念进行思考(Jenkins, Astington, 1996)。
　　家庭情感交流对儿童情绪能力促进的可能原因是情绪言语交流可能促进了儿童对情绪语言的掌握。情绪语言则有助于人际控制,帮助儿童进行自我控制、自我表达和理解情绪。儿童借助情绪语言,可以发现控制自己情绪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理解情绪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言语能力尤其是儿童情绪词汇的获得和掌握,也影响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
　　
　　三、父母对儿童情绪的反应与儿童情绪能力
　　
　　父母直接应对儿童情绪的行为和方式影响着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儿童的情绪调节技能依赖于儿童对人际间情绪表达行为因果关系的习得。美国肯塔基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Thompson(1994)认为情绪调节技能是在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情绪调节技能直接或间接地受他人的影响。社会关系对儿童情绪调节发展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母亲对儿童情绪情境的控制(Fabes, Eisenberge, et al.,1994)。美国的研究者Denham(1993)认为母亲一般是通过夸大积极的表达和降低儿童的消极情绪(如愤怒、伤心等)来调节儿童的情绪状态。照看者所采取的情绪社会化实践与儿童目前的情绪理解有关。美国的研究者Miller和Eisenberg等(1989)发现, 如果母亲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控制儿童的情绪,那么当儿童遇到同伴伤心的时候,很少会表现出同情的反应。一项关于小学儿童的研究发现,当儿童处于困境中,父母不提供儿童以支持的话,儿童将更多地采取回避的情绪调节策略。这说明当父母对儿童的消极情绪采取消极态度的话,那么儿童将会采取一种不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应对情绪情境。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Ekman和Friesen(1969)的观点,儿童情绪表达的调节能力是对表达规则的运用。表达规则是社会约定形成的,儿童可能通过间接或直接的社会化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所以它具有文化特定性。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情绪表达规则社会化的过程。美国研究者Saarni(1993)认为,表达规则的运用即对情绪行为的调节是通过观察学习和内化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儿童通过观察学习可以形成对特定情境与情绪状态间因果关系的认识,通过内化社会成员关于适当情绪行为的期望,达到对情绪表达规则的认识。另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对情绪表达规则的学习是一种直接学习。Ekman 和Friesen(1969)认为,不同的情绪表达将导致不同的人际结果,而这种结果将强化或改变以后的情绪表达行为。不管怎样,儿童正是通过这种间接或直接的社会化过程来学习对情绪情境的理解和调节自己情绪表达的策略。
　　总之,情绪发展是儿童社会性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儿童情绪能力的获得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家庭则是儿童情绪能力获得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家庭互动的风格和模式,尤其是家庭的情绪互动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学习情绪调节、交往技能的场所。父母作为儿童的抚养者,其对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一些研究发现,情绪能力与早期依恋关系交织在一起,为了保持和依恋对象的亲密关系,婴儿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情绪表达模式。如有的婴儿可能学会压抑负性情绪(如恐惧和愤怒)以防激怒容易发火的照管者;而另一些婴儿可能学会大声并且长时间地尖叫,为的是与“不可靠”的照管者保持近距离。显然,情绪能力的发展是以依恋关系为基础的,儿童的情绪能力与家庭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今后研究者在家庭情绪实践对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影响关键期、影响途径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稿件编号:0907210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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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isenberg N, Miller P A. The relation of empathy to prosocial and related behaviors [J]. Psychology Bulletin, 1987(94): 1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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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abes R, Leonard K, Martin. Parenal Coping with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Social Responding [J]. Child Development, 2001(3): 907~920.省略)
　　编辑/于 洪 终校/何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