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文莱的地位 [华人独特饮食的由来及对文化的影响]

　　【编者按】《礼记》明言，饮食是古代文化的本原。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饮食文化亦是国人引以为豪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近代中国“唯饮食之一道，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人历来讲“民以食为天”，然而这一“天大的问题”至今无缘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饮食文化在西来的学科体系中毫无地位。学理需靠华人论证，而学科体系又难以由华人突破。
　　本刊认为，为解决这一学术困境，值得开展多学科学者广泛参与的大讨论。高成鸢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1994年即在《中国烹饪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饮食文化在世界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的学术论文。本期所刊登的高先生如下文章，则更为详尽地论证了中华独特饮食的源起和发展。
　　【内容摘要】著者在研究中华“尙齿”课题时突然对华人古怪的饮食经历发生兴趣，开始追寻中餐形成之若隐若现的轨迹，发现千回万转的演进、光怪陆离的现象都能归结为因果关系链条的环环相扣。汤因比曾断言，生存逆境能激发民族的创造力。不同于欧洲密林群兽的顺境，古华人遭遇干旱的黄土地带，粟食的致熟，逼出鬲甑等陶器及水火交攻原理的发明，导致中餐饭菜分野及华人“味”的启蒙，走出一条饮食“歧路”。吃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吃的殊途难免导致文化的异型。日常饮食最易造成“习焉不察”。《易·系辞》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后贤常用之于水火。“水火相灭相济”的中华哲理，历来没饮过开水的洋人是相当陌生的，遑论“‘道可道’，是‘味道’”的奥妙。比较饮食史研究需要熟悉甲骨文、饱览人类学原著，资质很差的笔者之所以要犯难涉嫌，不过因为机缘所赐，偶逢中餐暗堡隐蔽的入口，惊喜中不禁“嘤其鸣矣”，以期“求其友声”。
　　【关 键 词】饮食史；饥饿；味道；比较文化；人类学。
　　【作者简介】高成鸢，天津市图书馆研究馆员，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主
　　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王蒙先生说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汉字、中餐。其实饮食又比文字更重要，就说常用虚词即、既二字，左边同像食具，右边都是人形：“即”是凑前来吃，“既”是吃完背身而去。
　　很多人反感于近年“文化”名目的泛滥，笔者亦然，还曾举“厕所文化”为极端，不料在探索饮食文化中却自陷于窘境：中华文化是以“家”为核心的，而家不离“豕（猪）”，猪圈就是粪坑；“五谷轮回”，还能“化臭腐为神奇”，有白捡的猪、鸡；不然何来美味的中餐肉肴？
　　以华人之吃为参照系，或许可以启示西人拓展出生趣及学术的广阔天地，是为中华文化对人类的新贡献。
　　一、中餐的历史
　　1.得天独薄的肉食时期。人类都经过肉食阶段，恩格斯就肯定过[1]。古华人毫无例外，《白虎通·号》总结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因为“禽兽不足”，连蚌蛤等类都成充饥之物（《韩非子·五蠹》等），终于被饥饿所迫走上独特的生路。
　　中餐始于粟食，其由来还得上溯到远古。中原黄土地带自来干旱，缺少大森林，这终于被华裔史学权威何炳先生借助古花粉分析资料论定；干旱而肥沃的黄土适合粟类生长，因此古华人独能极早超越原始农业必需经历的“游耕”“半牧”阶段，过上纯农的定居生活[2]。
　　植被不茂密，则少大兽。笔者发现，继吃鱼之后，史上还有过被忽视的以水鸟为主食的阶段。高飞的“鹏”（朋字以双“月”表示肉多）可能是大群候鸟的幻象，反映了对肉类的渴望。汉语自古总是鸟（禽）在兽先，骂人也说“禽兽”，动词擒、穫都跟鸟（隹即鸟）相关，一“隻”（简化为只）人手也成了鸟爪。据《易·系辞》，堪称猎神的伏羲发明的猎具是网罟而非弓箭，用弓做猎具的“夷”（从大弓）族是华人的异类。最可怪的是古书中常见的“弋”，即带丝绳的箭，如《诗·郑风·女曰鸡鸣》说，“弋凫与雁”；陆游诗“忽忆江湖泊船夜，飞鸣避弋闹群鸿”表明弋的对象是大群水鸟。著名的汉代“弋射图”中，坐着的猎人射的鸟还带着丝线，但西来的考古学对“弋”至今没有正视。
　　人类学家说游猎会自然过渡到游牧（尾随兽群→豢养幼畜）[3]，真是坐享其成。马克思说最早种粮食是为给牲畜加料，印第安人因美洲没有马牛羊而直接进入“园艺时代”[4]。华人主流文化也基本上没有经历畜牧阶段，不过另有缘由。
　　充分的根据表明，华人祖先迫于饥饿曾陷入“茹草”生活。《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据《说文》，茹即喂马；同篇又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后人误以为他在找药，忘了“神农”不是神医。药是找食的副产，所以中华文化医食同源。草籽富含热量，便挑选粟（与黍合称稷）为主食。“百谷”里早有麦，“麥”与“來”通，《说文》解释为不期而来的天赐瑞物。麦粒大而好吃，先民为什么弃优取劣？麦类一穗才几十粒，饿极的先民舍得冒着绝收的危险撒进地里？唐诗名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透露的“投入产出比”该是决定因素。
　　2.粟食的“歧路”。古华人自称“粒食者”，《大戴礼记·少闲》一篇就出现六次，《礼记·王制》还把四夷的人称为“不粒食者”。粟、稻都是粒食，粟为正统。最早的纯农业定居以周部落为代表，《周本纪》说其先祖“务农耕”“在戎狄之间”，收成必遭游牧者抢夺；《孟子·梁惠王》记载，文王的祖先一再向入侵者送礼哀求。农人天然柔弱，战胜彪悍对手的唯一策略是“以柔克刚”，途径是人多势众，由此形成聚居-繁生的文化基因。笔者认为，这一假说能解释何以唯独中华文化能成为唯一不被猎牧者冲散的文化[5]。
　　人多又不挪地，必然导致“生态破环→饥饿→夭亡→繁生”的恶性循环。据《说文》，幸字古体为上屰（逆）下夭，似乎透露不被饿死就算幸事。用繁生对抗夭亡，堪称民族生存的“鱼子战略”。华人与大熊猫真像难兄难弟，“国宝”是唯一改变食性的兽类[6]。至于熊猫趋少、华人反而趋多，那是智慧战略过度的结果。
　　素食者用“礼”提升了文明，便具有对落后部落的同化力，头一个被“滚雪球”的是黄河下游半猎的商族，《史记·汤本纪》说汤王惊呼鸟兽“尽之矣”而要求“网开一面”。周人灭商后，“不食周粟”的义士伯夷兄弟躲进山中饿死，洋人会奇怪何不打猎采果？岂知山上已只有薇草可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