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到“洋”]

　　古代中国人具有大陆民族的典型特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当中，中国人很少充当主动的角色。从汉代到元代，往来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客商，主要是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在朝廷和地方官府眼中，这些客商都是蛮夷之邦的“贡使”。这些蛮夷之国在各代官方典籍中名见经传者，大多不出十数个。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十五不征之国”，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这15个大明朝不屑于征伐的“蕞尔小国”，差不多就是朝廷所知道的所有“外国”了。
　　隋唐以后，战乱和灾荒逼迫一代又一代沿海地区的中国人迁徙到东南亚。这种移民在近代以前对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影响。明初郑和的船队在东南亚一带发现许多世代定居的华人，曾经大为惊讶。这些“域外异闻”不久就随着船队罢驶而销声匿迹。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对海外各国不知、不闻、不问。即使是士大夫阶层，也把海南岛的三亚海湾看作天之涯、海之角，似乎已是天地的尽头。
　　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中国是唯一的礼仪教化之邦，中国之外不可能再有文明。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编写的《坤舆图说》，提到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迹”，其中有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像。清代中叶修撰《四库全书》的饱学之士，竟然怀疑那是南氏来华之后，“得见中国古书”，抄袭《神异经》中收录的传说。这可以算是19世纪后期风靡一时的“西学源出中学”说的早期版本。
　　中国人难于改变关于“天下”的传统观念，是由于很少有人身历和目睹中国之外的广大世界，更是由于中国尚未产生改变这种观念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需求。18世纪初期，一位跟随罗马教士游历欧美的中国教徒樊守义，写出他的回忆录《身见录》，叙述了“大西洋人物风土”。这是最早以中文介绍西方文明的欧洲和美洲游记。然而这本书未能刊行，它被历史的尘埃掩没200年之久，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才在罗马国立图书馆发现原稿。
　　19世纪初期，一位在海难中被“番舶”（欧洲商船）救起，随“番商”周游世界的中国人谢清高，讲述了他“遍历海中诸国”的经历，请人整理成书，名曰《海录》。这本书述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均极其简略。关于欧美国家叙述稍微详细的，是葡萄牙、英吉利和美利坚。书中对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自来水、火轮船）有一些真切的描述。该书刊印之初也曾寂寞一时，可是鸦片战争以后身价倍增，不仅被多次翻刻，而且被收入各类丛书。林则徐称赞它“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海录》不同于《身见录》的际遇，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在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血与火之中开始发生变化。
　　1849年，又一本中国人海外游记在福建的刊行，别有一番风光。游记名为《西海纪游草》，本文不足10页，而地方督抚要员和名流雅士的题记、序跋和题诗却多达30余页，作者林铖，作为番商的译员“舌耕海外”，“涉溟洋九万余里”，抵达花旗（美国）。此行被视为空前壮举，备受称扬。游记记录了航海的景况，记录了美国的民俗和商情，也记录了“火烟轮”（蒸汽机）和“神镜法”（照相术）等近代技术。这些记录无疑使读者大开眼界，有一篇序文，对于国人局促于斗室之中，“几不知天地之大，九州之外更有何物”，慨叹不已。有一首题诗写道：“足心相对一球地，海面长乘万里风。”这种种认识和心态，已非传统的观念可以包涵。不过，这本游记此后未见他人引述，大约它的影响不出福建一省。
　　魏源是属于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所辑录的《海国图志》，同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海国图志》中，他一方面收录介绍世界五大洲的著作和舆图，一方面又著文批驳西方的五大洲学说。他根据佛典，论证出亚细亚洲为各洲之冠，而中国又为亚细亚洲之冠，从而维护了中国乃世界中心的传统意识。另一部较有分量的图书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畲。这本书通过叙述各国的风貌和历史，初步勾画出一幅世界文明分布的形势图，它所介绍的世界知识，无论深度还是真实程度都超过魏源的图书，可是它的影响却不及后者。原因在于，作者“轻信夷书”，“夸张夷人”，未能突出华夏文明的至尊地位。
　　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随着西方的炮舰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而逐步加深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野上下展开了“塞防”与“海防”孰轻孰重的激烈论争。无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都有一些明达之士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过去那种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相互对峙的局面一去不再复返，一个中国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巨大而又陌生的世界，正在一步一步逼上前来。代表这个陌生世界的西方列国，不仅没有崇尚文明的虔敬态度，而且板起面孔教训“天朝”，要求放尊重一些，不得再使用“番”、“夷”等轻侮字样。这种要求还被写入条约，清政府必须承担义务。按照传统观念，对于文明教化之外的“夷狄”，实在没有其他称谓可以使用，如同猪羊不能不称作“牲畜”，桌椅不能不称作“东西”一样。直到19世纪80年代，一位经学大师还坚持认为，西方“夷狄”是“物”不是“人”。可叹的是，那并非在作“口角取胜”的游戏，他是严肃认真的。不过在60年代以后，中国的官私文书里面，“番”、“夷”等字样确实逐渐减少。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慢慢感到，西方人不仅衣冠和面孔不同于过去的“夷狄”，而且在他们身后，确乎存在一个异样的文明。
　　西方人大多是越海跨洋而来，以“洋”字取代“番”、“夷”等字，似乎是顺理成章而又恰如其分的选择。最初的“洋”字是中性称谓，不含褒贬。使用这种称谓，表明中国人自我夸张的心态有所减弱，开始用比较平实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中国的近代历程包含两种趋势，一是被逼被迫逐渐向世界开放，一是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在第一种趋势下，西方事物如潮水般涌入，“洋”字的使用愈来愈广泛，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洋枪、洋炮、洋车、洋房，到洋烟、洋火、洋葱、洋白菜，大凡舶来之物，均冠以“洋”字。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第二种趋势下，洋人的势力一天天膨胀，“洋”字的地位步步高升，以至成为富贵和尊荣的标志，须仰视方可得见。“洋”字甚至与“文明”同义。洋人的戏剧叫做“文明戏”，洋人的手杖叫做“文明杖”，言外之意，就是中国的事物已经与文明无缘。这种心态体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无知和愚昧，它是真实世界的扭曲映象。这些已是20世纪的事情了。